文/几又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10月24日开始首次审议精神卫生法草案。草案围绕送、诊、治三个环节以及精神障碍的复诊、鉴定和监督、评估等问题作出规定。草案规定精神障碍患者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故意将非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构成犯罪的，将被追刑责。(10月25日《京华时报》)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按照自己意愿，想当然地将一些非精神病人送进精神病医院，令人受尽心理和精神的双重摧残。对“被精神病”现象予以法律究责，这是法制力量回归责任本位的必然要求。但法律要达到惩处“被精神病”始作俑者的应有效力，离不开相关支撑条件，其中第一个就是医疗鉴定的公信力。
从医学角度看，鉴定一个人是否有精神病，其尺度相对清晰。只要参与鉴定的专家学者本着学术的严格要求，不可能出现根本性质的误判。就“被精神病”的诸多事例看，真正单凭个别领导一句话，便将一个正常人投进精神病院的事，的确有，但不普遍，更多的则是提着鞋找脚，先将一个正常人判定为精神病人，然后再回过头来搞医学鉴定，完善手续。正所谓，“说你是，不是也是”。
面对这样“程序合格，手续齐全”的“被精神病”现象，法律如何对始作俑者发挥应有约束效力？又如何约束鱼龙混杂的医疗鉴定，不为权力垫背呢？表面看来，制度给了医疗鉴定第三方地位，但这个地位往往受卫生管理部门的影响。医疗鉴定专家大都产生于医院、学校，本身与财政供养有着鱼水关系。虽然医疗鉴定制度中明确了回避机制，但这一机制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
从法律上保护公民不“被精神病”，这是任何一个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立法保护公民的这一权利，大方向是对的，但皮球踢到了羸弱的医疗鉴定脚下，问题并没有顺其自然地得到解决。当前的医疗鉴定本就乱象丛生，如果强大的行政力量涉足其中，本就薄弱的医疗鉴定体系，怎经得起如此折腾？
实际上，法律精神的体现，法治建设的进步，往往是一个系统整体水平的提升，而不是简单的一次立法便可高枕无忧。从这层意义上讲，大力提升医疗鉴定机制的公信力，不仅是破解“被精神病”现象的重要基础，也是破解医患纠纷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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