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江涛
近日，北京市妇联公布“和谐家庭指标体系”，会上网、藏书量300册以上、常旅游聚餐等成为新的评选指标，引发网友争议。（2月3日《新京报》）
诚然，评选“和谐家庭”有利于提升公民素质和全社会的道德水准、促进社会和谐。“和谐家庭”由“五好家庭”演变而来。“五好家庭”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全国妇联倡导并发起了“争创五好家庭”活动。随着社会发展，“和谐家庭”的评选标准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特征，与社会文明的进程相同步，这是值得肯定的。如北京城区版“和谐家庭”的评选指标就有“家庭成员有社区意识，家庭中至少有1人为社区志愿者或社区义工”。同时，“和谐家庭”的评选标准从定性到量化，也是一种体现科学理性与公平性的改革。但是，定量并不意味着所有指标都要“物质化”，硬生生地将低收入家庭排斥在外。
所谓“上网”、“购物”、“藏书”、“旅游”等指标的设置，都是围着一个“钱”字打转，而忽视了精神层面的和谐。如此一来 ，问题就来了，难道说归心似箭、不会上网购票的农民工家庭就不和谐吗？难道说安于清贫、乐于助人的退休干部家庭就不和谐吗？难道说省吃俭用，捐款救助地震灾区的拾荒老人家庭就不和谐吗？再说，符合硬性物质条件的富人家庭就一定和谐吗？“穷得就剩下钱”的家庭能和谐吗？显然，物质化的“和谐家庭”评选不仅失去了公益价值，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简直就是在制造不和谐。
从源头上分析，“和谐家庭”评选标准之所以出现错位，是因为组织者不接地气，眼睛只盯上面，不看下面。任何人都无权拒绝低收入者参选“和谐家庭”，希望评选部门能对网友意见从善如流，改革不切实际 、好高骛远的评选标准，使更多的平凡家庭、贫困家庭进入“和谐家庭”参选行列 。否则，看似热闹的“和谐家庭”评选难免会沦为一场哗众取宠的“政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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