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玉胜
福建省寿宁县原信访局长柳乃华退休后走上了上访之路。他的女儿在男友家突然坠楼身亡，他认为女儿是被人杀害，但警方认为是自杀。柳乃华称，之所以选择上访这条路，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本报 5月4日A25版报道)
到政府上访、向权力下跪、借网络发声，这些原本是弱势群体表达诉求、企盼维权的无助之举，如今却成了堂堂原信访局长的无奈选择。柳乃华接待过诸多上访百姓，然而如今接访人沦为上访者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尴尬与悲剧。
都说司法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却无情地告诉人们，上访才是有望维权成功的路径。曾几何时，胸佩国徽、身着法袍的法官，为争妻子的劳动权而手举大大的“冤”字牌“上访”；退休副省级高官坐着政府专配车，为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上访”。信访机构既无实权，更不是依法办案的仲裁机构，但事实上却俨然成了继公检法之后的又一个告状申冤的衙门，被喻为“上天无路的路”、“入地无门的门”。柳乃华“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如果有其他的出路，就不会去信访”的无奈，无疑是对法治不彰和信访职能扭曲的情绪表达。
人们把“不信法律信信访”当作省钱、方便、有效的维权途径，折射的是对清官、人治的认可与期盼。柳乃华深知“信访局能力有限”，下跪、上访无非是要见“领导”、盼“批示”、讨“圣旨”。也许，正是基于对“法治”的失望和对“人治”的屈从，以及对“信访局夹在老百姓和应该负责的相关部门中间难受”的职业理解，“原信访局长下跪上访”才有了比常人上访更多的悲剧色彩，而这种悲哀不仅是他和柳家的，而更是整个体制、法制和社会的。
柳乃华从信访接待者到上访者的角色转换，有人讥之为“报应”，这或许对当事人并不公平。在法治不彰、规则缺失、管理无序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下跪上访的无奈者 。而对于那些漠视生命、懈怠职责、亵渎诚信的无良之辈，难道我们只能祈求恶有恶报的“报应”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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