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贵峰
陕西渭南王先生的车牌被人套用，莫名多出9次违法信息，“大部分是在西安及高速公路违法”。王先生调查发现，涉事套牌车为一辆丰田霸道，使用者为潼关县副县长张毅锋。潼关县政府工作人员证实了这一消息，称“这个车是从市交警支队借的牌子，为了方便工作，下去明查暗访”。(7月13日《都市快报》)
拿“方便暗访”来为副县长坐驾套牌辩解，纯属扯淡——副县长要暗访，非得选择违法套牌不可？违法在先，还谈什么“方便工作”？而副县长驾车频繁“在西安及高速公路违法”，这又算哪门子“暗访”？地球人都知道，使用套牌车的最大“好处”是 ，可以十分“方便”地将违法记录嫁祸给被套牌的车辆。
而对于政府“公车”来说，套牌还有其他更多不言而喻的好处。比如，有利于规避公车配置管理，可以毫无顾忌、十分方便地超编超标配备公车。据调查，副县长张毅锋所驾驶的“丰田霸道”越野车，“最小排量为2.7升，售价最低在40万元以上”。这显然属于明显的超标公车，按正规公车管理程序肯定无法通过审批。依据去年发布的《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一般公务用车配备排气量1.8升(含)以下、价格18万元以内的轿车”，“党政机关原则上不配备越野车”。此外，公车套牌并且套牌私家车，也有利于彻底隐匿其公车身份，可以方便安全地“公车私用”。因此，所谓的“方便暗访”，其实不过是“方便公车腐败”。
近年来，随着社会舆论对于公车腐败的日益不满和强烈反感，为逃避隐匿对这种腐败的监督，“公车套牌”实际上已不是什么罕见现象。不久前，有媒体就爆出，郑州市金水区民政局副局长王建德驾驶的公车悬挂假军牌。
“公车套牌”现象之所以能普遍存在，除了当事官员因利益驱动而胆大妄为之外，更大范围的权力不受制约、特权泛滥则是更深层次的原因。以上述“副县长坐驾套牌”事件为例，从媒体报道披露的信息来看，“套牌”的发生，其实并非副县长一人所为，而很可能是交警部门配合纵容的结果：县政府工作人员表示“是从市交警支队借的牌子 ”，被套牌车主王先生也证实，“他的车是今年5月28日办理的登记手续”，而套牌的副县长坐驾“竟然有2011年的违法记录”。而交警在查处套牌公车时又发现，“这辆霸道车同样拥有行驶证，车牌号和王先生的车牌号一模一样，真假难辨”。
就此而言，套牌之类公车腐败之所以能如此“方便”，其实并不只是表面单一的车的腐败，更是相互勾结的系统性权力腐败。那么，简单地谴责、惩罚套牌的副县长，显然不是事情的全部，更要全面治理这种系统性的易于腐败滥用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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