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人来看《饥饿的村子》
从2010年暑假开始，每次放假回家，王海安都要拿着他的DV在村子里转悠。村民们对此事的新鲜感已褪去。他们只是奇怪，这个年轻人的“作业”咋还没忙完。
就连王海安原先并不发表反对意见的家人也忍不住了。2011年大四寒假里，一个阳光暗淡的下午，他的母亲再也忍不了了。
“好东西不拍，整天拍些老人、死人干什么。你快去上你的学，该找工作找工作。你在家里俺可受够了。”王海安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个场景——他的母亲坐在床边缝补衣裳，对儿子发起了牢骚。“你啥也别弄了，去赚钱就中。没有在家里干这个的，不嫌鲁莽的慌(丢人)。”
2012年大学毕业时，王海安并没有去找视频剪辑师之类的工作。他还在坚持拍老人。
在以艺术家聚集地闻名的北京东北部城乡结合部，他找到了很多志同道合者。而在整个拍摄的团队里，几乎每个人都遭遇到了家庭的阻力。
滨州的邹雪平是当时村里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在2009年毕业后，她就在吴文光的草场地工作站工作，主要工作就是拍摄纪录片等，一个月只有1000元左右的生活费。
2010年夏天，邹雪平粗剪了一个《饥饿的村子》让家人看。遭到家里人的反对。在邹雪平拍摄的纪录片里，记录下母亲的不满：“看法？我就是不愿意。俺看这不是长久的事儿。俺就不愿意你捣鼓这个。”说着这些，母亲用左手抹了抹眼泪。“以后光做这个？人家打工的还有赚两千的，你这1000块钱够买化妆品不？”
他们是从老人们对于此事的反应中，找到了记录下去的价值。
2011年1月26日，邹雪平挨家挨户通知她拍摄的15位老人，到她家里去观看她剪辑的《饥饿的村子》。
老人们拄着拐棒、佝偻着腰，气喘吁吁地按时到了。他们坐成三排，目不转睛盯着电视屏幕。“那个时候就考虑着，今天没死就不碍事了。再考虑明日再吃啥！”听到自己的口述经历被播放出来，邹佩瑶用手揉搓着发红的眼睛，随后又从口袋里掏出发黄的一截毛巾，再擦了两把。
邹雪平让老人们提意见，他们发言说。“你拍的技术老高，为老年人服务，艺术很高！着实好，老欢迎！”“你有这个文化办这个事儿，别的村有吗？没有啊。”
在第二天，一位老人提着板凳又找了过来给邹雪平鼓劲——“到了家，我的思想老么痛快。现在没有像你这种思想的。大胆地办就行啊。”
这些老人们以为会带到坟墓里去的记忆，都被记录保留下来了，他们感到了欣慰。
为没有坟的灵魂树块碑
参与“饥饿计划”的人里，一共有17人剪辑出了影像素材，吴文光把它们集合起来，做了一份8小时长的以饥饿为主题的《公共影像档案》，又以此为基础，排练出一场以饥饿为主题的剧场演出，演出者都是拍摄“饥饿计划”的年轻人。
走访的老人越多，听到的细节越震撼，拍摄者越觉得要为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死去的老人做点什么。今年1月，他们确定了立碑的想法。
“公墓是村民死去后被埋葬的地方，我们要在那里为那些没有坟墓的灵魂树一块碑，把他们的名字刻在上面。”
截至目前，包括邹雪平在内的三个拍摄者顺利达成了树碑的目标。
最近的一次回家时，王海安带着DV又到村里的公墓里走了一圈，“看着发冷发硬的石头墓碑，我心里也发凉。但还会继续做下去。”王海安说，在这场“寻找饥饿”的旅程中，他最大的收获是自己变了。对于自己的出生地、自己的祖辈有了更强的认同感，也真正了解了祖辈们生命里经历了什么。
“这个年代遗忘成为习惯成为风气，记忆有其价值。”带领王海安们完成这次拍摄记录的吴文光说。
10月15～28日，吴文光带着其中4个学生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北卡大学、杜克大学等7所高校进行了有关“寻找饥饿”的纪录片展播；之前，国内也有北大、清华等多所高校的年轻人观看了这个纪录片的巡展，了解了那段不容忽视的历史。
在王海安的纪录片末尾，他把镜头对向爷爷，说了这段旁白：夕阳打在俺爷爷的身上和脸上，感觉他就像这夕阳一样，快要落山了。
就像在与时间赛跑，王海安的拍摄对象中，有两个已经去世。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林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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