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舒立
三中全会《决定》,将现行管资产、管人和管事的国有资产监管框架,转变为以管资本为主。相应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的方向也已明确,“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对这些原则性阐述不应做过度拘泥之解。国内外实践表明,即使是公共服务,也可由政府购买民营商业公司提供的服务。自然垄断领域,也并不天然要由国企运营。国内外企业史均表明,科技进步的主要驱动力是民营中小企业。因此,国有资本应尽可能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其投资运营方向应为非公经济暂时无力或不愿到达的领域。
与此相关联,《决定》指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一论述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但更应着眼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有前财经高官坦言,在其职业生涯中,非公经济与公有经济合作,总逃不掉配角的定位和被利用的命运。地方铁路建设等诸多事例可证此言不虚。结果是非公人士对新近推出的铁路建设改革举措多持观望态度。为消除顾虑,“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当不折不扣兑现。(摘自《新世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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