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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扬 云南省审计厅日前完成的对云南4个州市车辆超限治理工作专项审计调查显示，超限治理经费大部分用于人员支出，占总支出的52% ；公路维护保养及站点建设仅占总支出数的16%，公路养护资金不能得到有效保障。(7月 22日《中国青年报》) 货车超载不仅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而且对公路损坏严重，治理超载的正当性毋庸置疑。按理说，治理超载所收缴的罚款，应当主要用于公路的维护保养。但云南省审计厅的审计表明，治超收费居然大部分用于“养人”，用于公路维护保养及站点建设的费用仅占16% 。而且人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情况并非云南省独有。
众所周知，罚款应是治超的手段，而不能异化为执法的目的。可是，当大部分治超收费变成“养人费”，当执法人员的工资福利与治超收费密切相关，那么，治理超载就难免被部门利益、个人利益裹挟，执法目的就可能从治超变为创收，“执罚经济”“以罚代管”就难免大行其道。现实中，执法沦为“执罚”的事例不胜枚举，“养鱼执法”“钓鱼执法”等手段花样百出，其背后都是执法人员难以抑制的逐利冲动。
逐利冲动让执法变成“执罚”，让治超变成创收，以至于各种乱收费、乱罚款屡禁不止，而在路桥收费畸高的背景下，“执罚经济”无疑使得货车运输成本进一步加重。其实，司机们何尝不知道超载的危险性 、危害性，可正如一名货车司机所抱怨的：“我们也不想超载，我们也想遵守规章制度，可是，遵守了这活就没法干，谁替我们想过？”不超载就不赚钱甚至亏本，这是许多货车司机面临的共同困境。不得已，司机们只好超载；超载会被罚款，不得已，司机们只好更多地超载，由此导致“ 越超越罚、越罚越超”的恶性循环。正如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在全国两会上所说的，一车货物从广州运至北京，全程遵章守法，不超载，不但没钱赚，还亏了3200元。
在这个意义上，罚款看上去是遏制超载的手段，但同时也使得超载现象愈演愈烈，其效果犹如“扬汤止沸”。更不要说“执罚经济”下的乱罚款、乱收费，其效果无异于逼迫司机更多地超载，以便“补偿”被罚的钱。值得注意的是，路桥收费以及“执罚经济”所导致的畸高物流成本，不仅影响企业经营，而且影响产品及服务价格，进而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成本密切相关。
要从根本上治理超载，一方面需从降低路桥收费着手，另一方面需从遏制“执罚经济”着手。而遏制“ 执罚经济”重在祛除执法人员的逐利冲动，让治超收费与执法人员的待遇脱钩，同时像打击超载一样打击公路乱罚款、乱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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