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人的皮鞭和棍棒下，中国劳工将从华北各地掠夺来的物资装满一艘又一艘的货轮，运往日本；然后将一车又一车的日本军人和武器经胶济铁路，运往华北的各个战场。日本人第二次占领了青岛，随着战局的不断变化，青岛对日本侵略计划实施的重要性逐渐显现出来，日本帝国主义将青岛作为侵华战争支点城市及“以战养战”的重要据点，疯狂地掠夺着青岛及其腹地范围内的各种资源。
“华北门户”变迁
利用“青岛优势”展开掠夺
1914年至1922年，是日本第一次占领青岛的8年，日本人攫取了德国在青岛的所有特权。在这一时期，日本对青岛及周边不断进行资源掠夺。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对华北地域范围的认识随着战争形势的改变不断进行修正。由于山东处于华北的最东部，华北在经济和军事上关系到日本整个侵华战略的实施，青岛在交通等方面优势逐渐凸显出来。
随着一部分日本人将开发华北地区的目光转移到山东，在青的日本兴亚院都市计划事务所根据日本政府提出的 “华北产业开发计划”，开始青岛城市规划所需的基本调查。经过两年大规模的调查，1940年底基本编制完成《青岛特别市地方计划设定纲要》和《青岛特别市母市计划设定纲要》两个文件。
“尽管在当时天津一直是日本对华推行掠夺和霸权政策的中心，青岛处于次要地位，但在自然条件和扩建前景上，青岛港有天津港所不具备的优势。”市档案馆社会宣传处周兆利处长曾经对日占时期的两份城市规划做过详尽的研究，他告诉记者，战争之初，日本人一直将天津作为华北的门户，制定以天津为中心的铁路规划。1938年之后，随着日本的军事实力、经济和军事战略重心逐渐南移，日本对华北的地域概念进行了修正和扩展，将华北的范围从河北和察哈尔扩大到了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全省和绥远、河南、江苏的一部分。
这样的一个“地域概念”修正，源于这一广大的区域具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资源丰富，是中国重要的农业、矿业、盐业生产区。二是交通发达，便利的海运、铁路线、内河航运线、公路线交织成网。三是人口众多，文化深厚。在日本政府调整殖民地经济政策，变原料出口为成品、半成品出口之后，青岛的产业优势更为明显，“青岛中心论”逐渐占据上风。在山东地域优势显现的同时，作为华北重要门户的青岛不断“升级”为“日满华经济圈”乃至整个“大东亚”的圆心。
规划城市框架
侵略者蓄意长期霸占
为了达到充分发挥青岛作为掠夺圆心的作用，日本试图通过铁路、公路、航运、港湾建设，建立起以青岛为中心的庞大的交通网络，同时对青岛进行区域规划和城市规划。在市档案馆内，一幅1941年绘制的《青岛特别市区域图》，除了青岛市区用白色示意范围之外，即墨和胶州分别用黄色和绿色圈画了范围，令青岛区域包裹起整个胶州湾。在日本人的计划中，把原属山东省的胶州、即墨同时划归青岛，组成所谓的“大青岛市”，使原来分割的胶州湾岸线统一到同一行政区的管辖之内，为这一区域统一规划奠定基础。而这一规划构想也最终被证实，是日本侵略者基于长期霸占青岛，并从青岛掠夺各种资源的狼子野心。
在日本人的 《青岛特别市母市计划设定纲要》中，规划区域范围北推至白沙河以南，东扩至枣园村、李村、午山以东。“由于日本人对青岛的规划是基于掠夺青岛腹地的资源，因此在‘母市计划’中对铁路、港口、公路的规划极为详细。”周兆利介绍说，铁路方面依据重新调整的工业布局，在白沙河设大的货车调车场和新站，并由此向南把客运与货运线分开，货运线沿海岸向南穿过工业区至大港，客运线经现在的沧口车站至孤山东敷设新线至新的市中心。
公路则分为南北向纵干线，选定沿胶州湾东岸、现在四流路附近及市区东边的三条线路作为市中心区域对外联系的主干道，并预定汽车专用高速路。如此一来，青岛的城市道路与山东省的公路网连接后，青岛成为山东公路网内的中心。
扩建青岛港
企图掌控河海航运权
日本人初步估计，所规划的铁路线通车之后，青岛港扩建的吞吐量连续达到2000万吨左右才能配合铁路运输，充分发挥二者之间的最大效能。为了提高港口吞吐能力，日本提出了“大青岛港”的扩建规划，包括两大部分：前期的计划——现有旧港的扩张；后期的计划——增建新港。
至1940年，青岛港的对外贸易总值达3.2亿元，超过天津港跃居华北诸港之首。日本的疯狂掠夺，一度促使青岛路港出现了反常的 “繁荣”。日本人在青岛开辟3、4号码头，专门卸煤炭、铁矿石和钢铁，并在5号码头安装自动卸煤炭机械。与此同时，铁路货运也出现了畸形流向，1938年胶济铁路货运量仅84万多吨，两年后便猛增到260余万吨，年均增长76%，可是由青岛港运往日本的货物量大大超过从青岛港运往内地的货物量。
1942年，青岛港成为对日输出盐、煤和棉花的华北第二大港。有资料记载，日本人曾预言青岛港的规模将列亚洲第一，在世界范围内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型港口。对于日本而言，从日本整个大陆计划角度来看，为了掠夺更多的物资，青岛港建设的大规划，可以上升到国家的百年大计高度，要排除万难去完成它。
此外，航运方面，日本和其他国家相比，发展与青岛的海运更具有地利之便。日本提出打捞国民政府炸沉的舰船、修缮码头、恢复战前的海运，甚至妄想让悬挂日本国旗的船舶遍布于中国的河海，企图掌控中国的河海航运权，最终成为“东亚的霸主”。
修建铁路
长远规划意在抢夺资源
“日本人的两份规划经过了大量调研，而且规划的内容不仅涉及眼前的建设，还做了中远期的统筹设计。”周兆利说，他翻阅了很多的资料发现，日本人对青岛的规划已经远到三四十年后，着实让人惊讶。兴亚院都市计划事务所成立之后，提出的围绕青岛所进行的调查计划非常具体，涵盖了自然地理、资源、交通港口等各个方面，并且仍继续将交通和港口规划建设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同时，对最重要战略资源的矿产和煤矿的产量做了估计，对农业和工业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对交通线进行新的设想。
为了将侵华物资运往本国，日本侵略者规划了以青岛为中心的铁路网，打算在已有的胶济铁路、津浦铁路、京汉铁路的基础上，延长铁路至山西、河南境内，以山东内陆为资源腹地，深入华北及中原，以满足侵略战争和日本国内的需求。根据统计，1940年胶济线各站到达货物总计为2230136吨，其中到达青岛地区的为1907100吨，占全线总数的85.5%，这些数据证明，日本是以青岛港为起跳板，将大量的资源、货物外盗。
日军侵华过程中，作为连接青岛与华北战区的重要交通线，胶济铁路一方面承担着运输物资的作用，另一方面还要担负着军备专运线的角色。日本利用青岛的港口和铁路大肆为日军侵华战争服务，大批日军和武器装备由日本运抵青岛，再经胶济铁路转达山东及华北各地战场。1939年到1940年间，胶济铁路发送的330多万吨货物中，军需品有83万多吨；到达400多万吨货物中，军需品有90多万吨。
“为了规划的实施，兴亚院政务处甚至对铁道计划做了周密的资金预算，铁路建设规划到了几十年之后，足可见其长期侵占华北乃至全中国的野心。”周兆利说，如果不是抗日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使日本一系列侵华政策没有得到实施，将有更多资源被日本帝国主义掠夺。
“青岛规划”尽显侵略目的
从日本二次占领青岛时期所进行的一系列规划不难看出，日本企图以胶州湾为中心，树立综合的交通计划和工业布局，吸收、加工华北资源运往日本，以满足其战争需要。例如，青岛港扩建后，将和铁路、公路规划相配合，成为日本侵略山东、华北乃至全中国的重要门户。
铁道规划制定了以青岛为中心的铁路网，试图以青岛港为门户，以胶济铁路和其他铁路为纽带，以山东内陆为资源腹地，深入华北及中原的侵略格局，以便更多地掠夺战略物资，从而满足侵略战争和日本国内的需求。公路方面，山东省的公路网被分为六个区，以青岛为中心的公路运输主要以六区中的胶州莱区为主，包括青烟线、青黄线、青金线、青沙线、青海线、烟徐线、蓝莱线、蓝掖线、胶东线、烟海线，共10条，其中5条以青岛为起点，青烟线经过招远、灵山一带富饶的金矿。
相比较而言，“母市计划”除交通之外的其他方面规划极为简略，明显是以便利于从青岛腹地范围掠夺资源的目的出发，是一个非均衡的城市规划。日本人的规划片面地强化了青岛城市的某些功能，忽略了城市的协调发展，结果令青岛的城市发展出现畸形。好在由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个计划大多没有完成。
数字
“二黑二白”成掠夺重点
铁路和港口成为日本掠夺中国经济资源的两条大动脉，借此从山东和华北劫掠了无数的资源财富。日本特别重视“二黑二白”资源，即煤炭、矿石和棉花、食盐的劫掠。根据统计，1940年到达青岛港的煤炭共达1548734吨，其中在青岛消费30余万吨，其余1237581吨都被掠夺到日本国内了。与此同时，1940年，日本掠夺山东物资运往本国、朝鲜等地的其它物资包括盐142644吨、花生28134吨、花生油19839吨、铁矿石2170万吨等。日本占领青岛的8年中，仅掠夺食盐就达216万余吨。另外，林、农、畜、水、工等产品，也均在掠夺对象之列。
■我家的抗战故事
为掩护儿子遭日军迫害
讲述人：王真
“我的父亲没有直接参与过抗日活动，但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也是为了保护地下组织而遭受了一场非人的折磨。”87岁的岛城市民王真至今还记得，1942年，她的大哥在济南任地下抗日组织负责人，嫂子也是抗日组织成员，王真因为小哥哥近20岁，则以哥嫂女儿的身份作为掩护。
王真说：“在日本人的一次秘密逮捕行动中，我大哥、大嫂侥幸逃脱，但日本人从一名叛徒口中得知了我父亲的一些信息，于是伪造我哥哥和其他地下党成员的口吻，将我父亲从德州老家骗到了济南。”王真的父亲叫王者辅，日本人将他抓住后，先是放出口讯，只要王真的哥哥主动投靠日本人，他们就释放他父亲，后来看到诡计没有得逞，干脆对他父亲施以各种酷刑，一来逼迫王真的哥哥用自己换取父亲的自由，二来也希望从王真父亲的嘴里得到一些抗日组织或地下党成员的蛛丝马迹。
王真的父亲在日本人的监狱里被折磨了10个多月，在当年的腊月二十六七才被放出监狱，此时，原本穿着体面的父亲变得衣衫褴褛，光着脚在大雪地里挣扎，好在一名德州老乡将他救起，送回了乡下老家。看到父亲遍体鳞伤，全家人痛哭不已。父亲休养了两三个月后才逐渐可以下地活动，但因为受刑过度，身体状况始终不好，几年后去世时刚刚60周岁。
“父亲尽管没有直接参与过抗日活动，但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受尽凌辱和折磨。他曾说过，即使当时换成其他的地下工作者和抗日人士，他依然会竭尽自己的所能保护他们。”王真说。
本版撰稿 记者 于顺
本版图片均由青岛市档案馆提供，本报记者王建亮翻拍整理。
[编辑: 李敏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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