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毛建国
不能说打击没用,但对于价值观的问题,仅仅靠打击难以起到充分的作用。“以骗不到钱为耻”这种扭曲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地在基层治理能力上,特别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山东准大学生徐玉玉被骗猝死案发生后,福建安溪过往的灰暗历史被重新挖掘出来。在之前的媒体报道里,安溪被称为“诈骗之乡”。泉州市一位多年参与打击电信诈骗的警察说,当地一些人不以诈骗为耻,而“以诈骗不到钱为耻”。(9月1日《新京报》)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应该说,这种价值观的扭曲,以及由此造成的恶劣生态,才是“诈骗之乡”产生的思想基础。
看到这样一种情形,很多人都会想到法治视角。经验早就告诉我们,一次对于不法行为的打击,比一千次动员还要有用。在十多年前,安溪便被媒体称为“诈骗之乡”。客观地讲,对于犯罪分子,当地并没有选择旁观。相反,正是在当地严厉打击下,部分犯罪嫌疑人转移到外地,甚至转到越南、缅甸进行犯罪活动,逃避打击。
不能说打击没用,但对于价值观的问题,仅仅靠打击难以起到充分的作用。“以骗不到钱为耻”这种扭曲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地在基层治理能力上,特别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基层治理十分重视。在一个理想的基层治理体系中,不是不会出现价值观紊乱,而是出现之后,能在第一时间发现、介入、纠正,使之不会成为一种普遍状态。这也是公众想问的,面对“诈骗之乡”的形成,当地到底做出了怎样的努力?“法治”“诚信”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当地到底有没有真正重视?
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在于抓好抓实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促使其推动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成为老百姓的价值遵循。多少年来,我们也一直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事实上,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灵魂落在后面”的问题。究其根源,有的是不重视,有的是能力不够、方法不对。而且从整体上讲,在物质文明上行动不力,官员往往会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但在精神文明上不力却很少被问责,进而影响升迁。考核是导向,体现到基层治理上,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方向上的偏差,操作上的偏误。
“诈骗之乡”戳中基层治理之痛。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有效地纳入基层政府的考核并完善测评机制,这已经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面对“诈骗之乡”的过去和现在,当地必须尽快通过基层治理创新来建设精神文明高地,决不能让“诈骗之乡”的称谓再延续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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