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亚洲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地方,如“无小三证明”“家庭妇女证明”之类的“奇葩证明”还被要求出具。一些公证、银行成为索要证明的大户。
从某种意义上讲,奇葩证明的存在,所折射的本身就是公共服务中的刻板与冷傲,在所谓的“规则”中,让办事者“折腾来折腾去”,以此彰显权力的存在感。
也正是这种公共管理中的“庸常之恶”,一方面成为民众心头不可承受之重,另一方面却也是权力工具化的变现,换句话说,背后隐匿着利益的勾连。于是,人们惊讶地发现,一边是“证明我妈是我妈”的不容辩说,另一边却是“交60元给旅行社便轻松搞定”；一边是人在“证”途的困顿不堪,另一边则是领导干预下的“特事特办”。当公共责任长期倒置,奇葩证明便会长期奇葩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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