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媛(署名除外)
2018年1月,在青岛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的海洋生物标本室里,60岁的工程师崔勇向他36年来采集制作的400余个青岛潮间带生物标本一一作别。轻轻关上标本室的门后,崔勇从工作了42年的环保岗位上光荣退休。400余个潮间带生物标本,从1981年跨越至2017年,过滩涉水,潮涨潮落,在崔勇的执着之下,青岛不仅成为全国最早在环保系统开展潮间带生物监测的城市,也是至今为数不多的仍保留这一环境监测项目的城市,并在国内专业领域取得权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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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期的艰难“求经”路
作为青岛市第一批环保人,崔勇走上这个岗位的时候,还没有“环境保护局”这个部门。崔勇生于1958年,1976年参加工作,“当年的办公地点在太平路37号,不到20个人挤在一间办公室里,没有实验室,没有设备。”崔勇回忆,1979年,单位扩出了一间小北屋,招进一批化验员,开始做水样分析,这间小北屋,就是青岛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的前身。1979年“青岛市环境保护局”成立。1980年,青岛市环境保护监测站正式组建,崔勇才有了正式的环境监测员岗位。
从1981年开始,崔勇开始对青岛海岸的潮间带生物进行监测。什么是潮间带?“简单地说,潮水涨到最高位时淹没的点到潮水退到最低位时露出的点之间的海岸就是潮间带,也就是咱们青岛人‘赶海’挖蛤蜊的地方。”崔勇介绍说。
“青岛是一个滨海城市,潮间带的生物是否能够良好地繁衍生息,直接反映出城市环境、近海环境的优劣变化,对环境治理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崔勇退休后,后辈刘旭东继续坚持在潮间带生物监测的岗位上。
环境保护事业的起步期,无论是硬件上的技术设备,还是软件方面的人才学术,都极其匮乏,崔勇的监测工作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缺少相关专业领域的参考资料,工作一度陷入僵局。于是崔勇下定决心,找书！
青岛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的海洋监测实验实里,刘旭东小心翼翼地搬出一摞老旧的书籍,“这些是崔工最早几年刚开展监测工作时用的资料书,非常珍贵,他退休时就留给我们了。”其中最有岁月感的一本,是1959年印制的《青岛滨海常见无脊椎动物》,泛黄的书页散发着一股霉味,书的扉页已经残破不堪,书脊的钢丝明显是重新订的。“那时候没有卖这种书的,太冷门了,全国一共也没多少本,都在个人手里。”崔勇说,198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老师那里看到了这本书,被书里的手工画深深吸引,“遇到辨别的生物,一对照书里的手工画,立刻就能搞清楚是什么物种,这正是监测工作需要的。”为了能买到这本书,崔勇一路打听到了中科院,打听到谁手里有书,去找人家买。
不是所有的书,给钱就能买到的。1987年初春,崔勇为了寻求一套《中国动物图谱》跑了大半个中国,最后找到持书人,人家坚决不卖。不能强人所难,可眼前的监测工作又急需这部书,这可如何是好?崔勇灵机一动,他恳求人家借阅几天,而在这几天里,他找了个印刷厂将整套书复印出来,自己装订成册,带回了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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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余标本讲述“故事”
从1981年至2017年,崔勇制作了1000多个潮间带生物标本,现有400多个标本存于青岛市监测中心站海洋监测实验室。标本瓶中,这些在某一瞬间被定格的小生灵们,讲述着海水之下的环境故事。
从标本的时间标签上来看,崔勇正式制作的第一个潮间带生物标本,是1981年采自化肥厂石坝的一只“蛞蝓”,同年的标本还有“日本关公蟹”、“长吻沙蚕”、“细雕刻肋海胆”等。其中,“日本关公蟹”最为吸睛,其背甲上的沟纹正好组成了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关云长的脸谱——一双丹凤眼、两道卧蚕眉,“面如重枣,唇若涂脂”,好生威武。
1987年5月份,崔勇在采样过程中,惊喜地发现了一枚化石级物种——“酸浆贝”。酸浆贝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海洋生物,约从6亿年前的寒武纪演化至今,仅发现的化石就达3万余种。崔勇发现的这一枚酸浆贝可以说是“活化石”,长宽有2.5厘米,色彩十分美丽,呈柔和的肉粉色。“青岛是酸浆贝的分布海域,能够采集到,说明青岛的近海环境到上世纪80年代还能保持比较稳定。”刘旭东介绍。
与酸浆贝同时在青岛潮间带活动的“活化石”还有“海豆芽”。“海豆芽”的学名叫舌形贝,是世界上已发现生物中生存历史最长的一个属,1987年,崔勇在大沽河入海口潮间带发现了“大海豆芽”,1988年,在双埠发现了“海豆芽”。从标本看,“海豆芽”的两壳无论是颜色还是形状,像极了两片豆瓣,从两壳之间伸出的长长的肉茎又酷似豆芽。
2013年4月,崔勇在浮山河的礁石上采集白脊藤壶样本,发现其底部附着着小米粒大小的生物,仔细剥离、收集后,带回实验室反复考证辨别,确定这是“栗色拉沙蛤”,是世界上最小的蛤,成体不足2毫米,小的不到1毫米。
刘旭东告诉记者,潮间带生物监测不是靠某一个独立物种来反映海洋环境,“考察的是生物多样性,只有物种丰富、生态结构稳定,才能证明生态系统是否健康健全,生态环境是否受到有效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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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滩涉水不敢告诉家人
对潮间带生物的采样是一份非常艰辛的工作,崔勇透露,这36年来他从未跟家人讲过他的具体工作,刘旭东同样向家人“隐瞒”了工作内容,“只说去采样,不想让家人担心。”青岛是半日潮,一天两涨两落,“采样的时间正好是饭点,最难熬的是夏天,骄阳似火,在高温烘烤下低头弯腰,头昏眼花是必然的。”崔勇说,到了冬天11月份采样,不能戴手套,手都是僵的,“这份苦活没多少人能坚持。”
潮间带的质地不同,有沙地,有礁石,有滩涂,这30多年来,陷进滩涂是崔勇的家常便饭,“最深陷到大腿根”。后来,崔勇总结经验,自创了一套滩涂采样的方法,“跪着走,手里拿着采样工具,遇到陷的地方就爬着走,增加受力面积。”而遇到礁石,划伤、摔伤、扎伤更是必然。崔勇还经历过身陷滩涂最终呼救被养殖户救起的事件。
“如果没有崔工的坚持,青岛的环保事业就不会有这个项目。”刘旭东感慨。崔勇直言,“我是在海边长大的,从小深爱着青岛的这片海,小时候在海边玩,那时候听渔民说,一个潮水能打300斤偏口鱼,再后来鱼少了,我就想用自己的力量来保护大海,保护海洋环境。”
在崔勇36年的坚持下,青岛成为了全国最早在环保系统设立潮间带生物监测的城市,成立了海洋与生态监测科。42年环境监测,崔勇奋斗了一辈子,热爱了一辈子,退休前,他还有个心愿,向青岛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提出,在潮间带生物监测的岗位上引进人才。而刘旭东,就是在他的提议下引进的高材生。
采访最后,崔勇动情地说,“未来的环保事业,靠的是人才和知识,我这辈子出的是苦力,有了旭东这样的专业人才,环保事业一步能登上好几个台阶。”目前,海洋生物监测工作逐步扩大,人员队伍和技术能力也在提升,全室8名人员中有博士2名,硕士4名。
[编辑: 张珍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