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圣祥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发表在最新一期《中国经济周刊》上谈论“三公”经费的文章引起了巨大争议。文末指出：“三公”经费并非越少越好，更加合理化，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合理标准的确定，就是以使政府更有效地履行职责为目标，而不是起妨碍作用。比如县长是处级干部，原则上不能配车，但是也不能让县长骑着自行车到处去开会、检查和应急。
实事求是地说，这篇谈论“三公”经费的文章，大部分内容都是中规中矩的。正如文章所言，当前“三公”预算还只是停留在让人民知道政府单位“花了多少钱”的水平，离“办了什么事”的公众期望，仍存在很大差距。令人费解的是，文章为何在强调改革的同时，突然话锋一转强调“三公经费并非越少越好”？
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如果将“三公”经费压缩到县长必须骑自行车办公的地步，当然不见得是好事；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公经费并非越少越好”似乎是一种很理性的表达。但是，任何看似理性的表达，都必须配合一个具体的话语环境；大家都在挨饿的时候，你大谈吃多了会撑死，也许不能说不理性，但却是一种典型的过度理性。
众所周知，无论是“三公”经费公开，还是“三公”经费压缩，公众并没有直接的话语权和参与权。换言之，这是一个裁判员与运动员合二为一的游戏。在这种情况下，县长虽然级别不够，但相关法规的纸上规定，从未影响其享受专车，根本不用财政部官员“担忧”其骑自行车办公，相关法规早已被无视N年。相反，即使我们强制规定“三公”经费必须逐年下降多少，县长骑自行车办公的情况也不可能出现。财政部官员应该相信，县长们会照顾好自己的。因此在当前实际下，“三公经费并非越少越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问题。
没有独立的标准制定主体和客观的标准评价体系，奢谈制定“三公”经费的所谓“合理标准”，只能是很傻很天真。“三公经费并非越少越好”的过度理性，最终只会让“三公”经费消费主体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进而妨碍“三公”经费的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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