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贵峰
2011年，药家鑫之父药庆卫曾欲赠送被害人张妙家属20万元被拒。2012年2月7日，张家表示愿意接受20万元赠款，并于8日前往药家索取。对此，药庆卫称“20万元赠金是借的已归还，对方既已拒绝，我也没有义务再给。”8日11时许，张显、王辉、张平选、张平选二女儿张朗以及同村村民一行六人到达药庆卫家“索要”20万元捐款。因言语不和，与在药家楼下等候的药庆卫代理人马延明发生争执和肢体冲突。
全面完整地回顾一下围绕“20万元捐赠”以及药家鑫案件本身形成的种种前后经过、事实，笔者认为，张妙家属此时再度索要药家20万元捐赠，实在是显得非常不合理，既明显不合情理，也明显有违法理。
从情理上看，此前对于药家的20万元捐赠，张家曾十分坚决地予以拒绝，不仅明确声明“要命不要钱”——只求判药家鑫死刑，一命抵一命，而且在行动上也实行了这种拒绝——将药家送上门的20万元捐赠退回。现在，在药家鑫早已被执行死刑、“要命不要钱”的愿望已经实现的情况下，张家又反悔此前的拒绝、“既要命又要钱”地讨要20万元捐赠，并且以“信守诺言，有诚信”来要求药家兑现捐赠，无疑显得颇为荒诞。
而从法理上看，作为受赠人，重新索要此前已被自身拒绝的捐赠，其实也是一种得不到法律支持的行为。依据我国《合同法》，“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这意味着，诸如张家与药家这样的捐赠合同，只有在同时满足“赠与人自愿捐赠”和“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双重前提下才能成立，否则，如果只是赠与人单方面愿意赠与，而受赠人却拒绝接受，赠与合同其实仍是不能成立、生效的。这也就是说，在此前张家明确拒绝20万元捐赠之后，上述赠与合同、捐赠关系其实早已并不存在。而既然已并不存在，那当然也就没有再度履行兑现捐赠的必要。
更进一步看，此前张家虽然拒绝了药家的20万捐赠，但仍有不少来自社会的其他捐赠，并且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正是以前者为背景触发、推动的。如媒体早已公开报道的，上海学者傅蔚冈通过网络筹集的捐款54万元；记者周斌发起的“张妙孩子成长基金”募集的22万元。这种背景下，张家因为“钱已花光，不够用”而出尔反尔地重新索要药家20万元捐赠，不仅显得失信于药家，同样也失信于当初那些因为相信“要命不要钱”说法而踊跃捐赠的社会公众。
药庆卫与药家鑫虽是父子关系，但儿子的罪责只能由其自己自负，药庆卫并没有相应的法律义务。因此，在药家鑫早已伏法抵命的情况下，为药家鑫案的赔偿或捐赠问题，过度在法律或道德上继续纠缠药庆卫，实在没有太大的必要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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