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禹海君
日前，财政部、监察部、审计署、国资委印发了《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对国企负责人的12种职务消费行为予以严格限制，其中包括禁止超标准购买公务车辆、豪华装饰办公场所，禁止用公款支付个人购置住宅、住宅装修、物业管理等生活费用。
长期以来，职务消费成为一些国企负责人腐败的重灾区，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就此而言，《暂行办法》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职务消费与违规违纪的界限，倘若能够落到实处，对规范国企负责人行为、预防腐败必定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只是，预想与现实往往会出现偏差，“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执行困境常常会迫使规定偏离既定轨道。
就规范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而言，我们并不缺少文件，比如中纪委曾禁止公款买烟，国资委发过指导意见对公车私用等重点监管，但事实却是，文件再三下发，问题却始终无法解决。其中一个原因是职务消费不好界定，如今出台的《暂行办法》显然弥补了这一缺陷。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规范国企职务消费，显然还得防止“牛栏关猫”，应从制度设计上预防漏洞，避免执行偏离预定轨道。
《暂行办法》虽然提出“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制度，应当以适当方式向职工公开”，却没有明确提出如何进行“公开”，这无疑给了国企负责人更多的回旋余地，可以选择规避措施让“公开”形同虚设。经验表明，“适当方式”的表述往往漏洞百出。
此外，仅要求向职工公开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制度明显不够。试想，有多少职工敢冒风险检举揭发？国企负责人的职务消费来源于公共财政，理应接受全体纳税人的监督，因此《暂行办法》还应更进一步明确公开的范围，以此加强对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的监督。
从行为构成上看，《暂行办法》禁止的职务消费行为中，多数都可以适用刑法等法律规定。国企负责人的职务消费既关涉公共利益，也关系到国企的发展，一旦构成犯罪就应依法严惩，而不能以纪律处罚了结，减轻其违法违规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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