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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峰 “如果资源配置、经济运行中政府话语权过大，兼职官员自然能够轻而易举地为企业‘帮忙’‘谋利’”，因此要根治“戴着政府的帽子，拿着企业的票子”的现象，则必须全面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等改革，让权力过度干预市场成为历史。 戴着政府的帽子，拿着企业的票子，屡被禁止的“红顶商人”，仍在编制内外自由游走。最新数据显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排查出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近8万人次，完成清理约5.5万人次，其中包括吉林省3名原副省长违规担任金融机构董事长。(本报9月27日A27版报道) “戴着政府的帽子，拿着企业的票子”式“红顶商人”现象的不合理及社会危害性，无疑显而易见。它不仅有违“中立、超脱”的政府基本行政立场和“公共服务”基本职能定位，同时也会损害不同企业间的平等关系，以及相应的公平市场竞争秩序。而一旦放任这种“亦官亦商”的“红顶商人”现象泛滥，势必又会进一步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权力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极大的便利。
这种背景下，此次全国范围内再次对“红顶商人”现象进行排查清理，当然值得赞赏和肯定。但与此同时，显然又应清醒意识到，要想彻底根治“红顶商人”现象，仅止于表面清理，实际上又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进一步祛除这一现象之所以滋生的土壤环境。否则，如果背后的土壤环境没有根本改变，即便一时的清理成果斐然，长远来看，势必仍会出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循环。
“红顶商人”现象所以滋生的土壤环境究竟有哪些？从简单的利益驱动逻辑上看，当然首先是因为官员与企业之间可以相互利用、“干部有利可图、企业借权生财”，双方“一拍即合”；但从更深层次的体制角度审视，无疑还是因为，目前我国的许多不合理的体制机制为这种“一拍即合”的相互利用关系，提供了很大的制度方便。比如，“政企不分、政资不分”以及“高度行政化权力化”的国有企业运行管理体制机制，导致许多国有企业本身从一开始就并非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而是一种高度依附于权力而存在的“半市场化主体”。
再如，目前“政府职能转变”依然还未完全到位，“权力过度干预市场”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尚未真正形成“政府和市场各就其位”、既充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又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权力和市场运行机制。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指出的那样，“如果资源配置、经济运行中政府话语权过大，兼职官员自然能够轻而易举地为企业‘帮忙’‘谋利’”。
而要想彻底祛除这些滋生“红顶商人”的土壤环境，显然有待于推进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部署。如一方面，全面推进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等为主要内容的国企改革，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政府自身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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