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金惠
北京市民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需要明确一位亲人为紧急联络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可问题来了，他需要提供他母亲是他母亲的书面证明。可陈先生在北京的户口簿，只显示自己和老婆孩子的信息，而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户口簿，早就没有了陈先生的信息。最终，陈先生向旅行社交了60元钱，就不需要再去证明他妈就是他妈了。（4月8日《人民日报》）
摔倒证明、无违法乱纪证明、钱财属合法所得证明、不扰民证明……这些看似荒唐的“奇葩证明”，很多人在生活中还真就碰上了。但令人不解的是，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为什么还需要书面证明？为了这些五花八门的证明，老百姓往往要东奔西走跑断腿，如此折腾真的有必要吗？
陈先生被要求书面证明他和他母亲是母子关系，这一难题最终却通过向旅行社交60元钱“圆满解决”。既然花钱就能免，说明这样的证明并无必要。除此之外，基层社区也为开证明所累—— 社区最初只开具居住证明，不知从何时起，居民开始集中找社区开具各种证明，每天都能遇见“奇葩证明”，但有些证明或者涉及辖区外的居民，或者证明内容超出社区的管辖范畴，社区也没有办法开，结果往往是开证明的人和社区两头都一肚子怨气。
“奇葩证明”既然没有必要，为何仍然大量存在？工作人员说，“就是这么规定的”，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职能部门间相互推诿踢皮球，谁也不愿担责。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如果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能够打破信息壁垒，实现公民基本情况共享，让老百姓的问题实现“一站式”解决，根本不成问题，“证明我妈是我妈”的尴尬也就不会出现。说白了，“奇葩证明”还是职能部门缺少服务理念。
除了理念问题之外，“奇葩证明”的背后有时还存在着利益问题，伴随着奇葩收费。为了开具所谓的证明而付出了成本，到头来还不一定能办成事，这样既损害公众利益，又为资金滥用和权力寻租留下了空间。以陈先生的例子来说，向旅行社交的60块钱最终进了谁的腰包，我们就不得而知。这也提醒政府部门在继续推进简政放权的同时，必须落实权力清单、清理乱收费行为，管住权力任性。
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通过调研梳理发现，国人一生最多可能要办400多个证件，其中常用的证件、证明103个。这其中不知包含了多少“奇葩证明”。“奇葩证明”不是一笑而过的幽默，“不是在办证，就是在办证的路上”，这样的现实应该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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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林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