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青岛之肺，浮山的绿化管理和生态保护一直是市民关心的问题。近日，崂山区出台了辖区内浮山整体规划，浮山生态公园规划概括为“二带 、三区、七线、九峰十八景”，将浮山打造成城市中地标性、具有山海特色的生态公园。其中，“九峰十八景”就包括康有为墓和王献唐墓。
对于康有为，相信读者并不陌生，之前的《发现青岛》也有过介绍。而说起王献唐 ，很多人可能就不熟悉了，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名人呢?其实，单就学术造诣而言，王献唐是高于康有为的。特别是对齐鲁文化的保护、传承方面，近代学者恐怕无出其右者。举个例子，当年郭沫若到济南视察时曾专门拜访王献唐，并尊称小自己十几岁的王献唐为“王献老”，王献唐的学术功力可见一斑。王献唐死后辗转安葬浮山，今天的《发现青岛》，我们就来说说这位大师级的学者。
王献唐的家风 王献唐(1896～1960年)，中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金石考古学家、文献学家，一代国学大师。原名家驹，后改名瑭，字献唐，号凤笙。
王献唐生于日照韩家村一个书香之家，祖上曾做过小官，但到父亲家道中落。“他的父亲没有考中功名，但是喜欢收藏古玩，尤其是当时人们还不太在意的商周甲骨和原始人的石器。献唐的名字也是他父亲给起的，用了西域人把玉献给唐朝的典故。”据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王献唐研究专家李勇慧介绍，王献唐的父亲王廷霖最终因为手头拮据而做了一名医生，希望“以医为资”来继续自己的金石收藏爱好。
王献唐后来能在学术上取得高深的造诣，跟其父王廷霖的影响不无关系。虽然无法获取功名，但王廷霖却倾其心血培养王献唐。在父亲教育下，王献唐十几岁时，便以工于书画闻名乡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又致力于古文研究。王献唐11岁入青岛礼贤书院(今青岛九中)求学，19岁考入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即青岛德华大学)，拥有了良好的国学功底和丰富的西学知识。29岁时，就开始撰写《公孙龙子悬解》三卷，十分受学界推重。
父亲不仅在学问上教授王献唐，在做人上亦对其有很大影响。据王献唐孙子王福来回忆，曾祖父王廷霖为人和善，配药、看病从来是亲自上门、不收分文。就连他离世，也是为了医好乡亲的病去东北采药，“走在了为别人治病的路上”。这种诚恳待人的态度显然被王献唐所继承，“我公公很善良，很实在。”王献唐三儿媳妇安可荇曾回忆说。上个世纪40年代，安可荇和王献唐一起生活在济南，那时候的王献唐已经是著名学者，可日常生活非常简单，就连枕头都打了好几次补丁，吃穿更是没什么要求。“他没个架子，卖菜的、卖酱油的、卖火烧的，都能跟人家说上话。”安可荇回忆：有次常来卖鸡蛋的一个周没出现，他就去问，得知是家里人眼睛有了病，“说是家里没钱给看病，他回来就拿钱，给了他30块钱去看病。”
一方面热衷学问，一方面诚恳待人，再加上严谨的家风，最终让王献唐在治学的路上越走越远。可即便名气大了，他依然不忘初衷，做起学问来反而越发严谨。据安可荇回忆，王献唐要考证一个东西，晚上睡觉放在旁边，睡着睡着再起来写，一晚上四五遍，“考证一个字不知道需要考证多久，多少遍，高兴得不得了。”这种认真治学的态度，值得今人学习。
三大爱好：淘书、读书、护书 终王献唐先生一生，爱好恐怕只有三件：淘书、读书、护书。
先说淘书。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省博物馆研究员常夫曾撰有《一代国学宗师王献唐》，文中称，王献唐从幼年时起，就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贯视读书、聚书为人生的最大乐趣。因为爱书，故书肆(旧指书店)是他时常光顾的地方 。如当时的济南芳润阁书肆，因累年收蓄颇有残缺善本，他“时喜过从，翻检其架上之丛残，尘灰渍手如漆不顾也。”他自称“嗜书如命”，每得善本，就“欣然忘食，喜不成寐，爱不忍释”。有一次，他从书肆中偶得一本汪氏刻《声类四卷》(钱大昕撰)，自言“如枯肠获酒，欢喜无量”。因此书略有残，当晚，便“篝灯重装之，蚊声如市不顾也”。
王献唐既然爱书出名，也就难免被一些人利用。他常用旧报纸从“打鼓担”处换书，有一次，一位姓吕的贾人，拿来三册有正书局影印拓本，自言重二斤半。按时值，先生以四斤旧报纸易之，吕贾“大喜而去”。过了几天，先生的侄子来看他 ，见到所换之书，用秤一过，只重一斤半。对此，王献唐不以为然，并于书跋中题曰：“俗云吃亏人常在，余之常在必矣！亦大喜”。据说，王献唐为“淘书”付出了巨大的财力，“薪俸所入几尽耗于是”，有时甚至“典衣购书”。他只要见到珍、善本书，必“顷囊得之”而后快。
再说读书。既然“淘书”不倦，自然读书不厌。王献唐读书的数量恐怕都无法用数字衡量。从童年时起，王献唐先生就养成了天天坚持读书、学习的习惯，一年四季，雷打不动。甚至在给他父亲守孝之时也是手不释卷。当有人对此不理解时，他说：“我要把悲痛化为读书的动力”。他平时白天忙于工作，读书、写书只能在晚上进行，经常是通宵达旦。有时读书读到佳妙处时，竟“不知身在人世间也”，由此可见其颠倒陶醉于书海之态。据常夫记述，在外出游览时，王献唐也从不放过读书的机会。有一天午后，他一时兴发去游览千佛山。当路过南门里书肆时，便进去买了一本《孙文定公南游记》。一路上，“风吹衣举，且行且读，既尽数十页，已达寺中”。待登到山上石刻处，累得满身大汗，刚于石边坐下，便又“展此书读之”。下山时乘车，在车中又“续续读之”。回到住地时，一卷游记“已翻阅竣事”。因他读书喜欢记录，“偶有所见，随笔录卷首”。因此后人有一个统计 ，单单经他校勘题跋的书，就有近千种之多。
炮火之中保存珍籍 1929年8月2日，王献唐出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他着意搜集文物、典籍，扩充馆藏，使山东省图书馆成为当时全国收藏文物典籍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广泛“淘书”之外，“护书”更成为他的一个任务。
李勇慧在《王献唐：齐鲁文脉守望人》一文中记录了这么一件事：当时潍县高鸿裁收藏有上陶室秦砖汉瓦，被学界誉为“全国陶类中之唯一国宝”。高氏殁后，家道中落，高氏后人竟将其以1600元售与日本人大田。大田购妥后 ，即择其中特品二十字 、秦砖二方 ，选道运回日本。其余砖瓦装载七大箱，伪称玉器及石料，于5月18日由潍县运至青岛，在从青岛车站报关外运时，被查出。但车站人员不知这些砖瓦为何物，邀当地社会局、教育局人士前往查看，“亦不知何用”。情急之下，遂打电话向王献唐请教。王献唐以“此项砖瓦，数量既多 ，质量亦确，为国内古陶精华，关系文化甚巨”覆之，并速“由馆发快函致青市政府、胶路局,青社会局、教育局，请其依《古物保存法》扣留。并使亮宾至教育厅，请电禁止。”后经多方协调，排除日人阻挠，终于防止了国宝的流失。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王献唐也写下了他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时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的王献唐，担心馆藏善本图书与文物精品落于敌手，计划将文物珍品迁出济南。他呈报当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请求政府派车运文物南下并拨付经费。未料想，韩复榘在呈文上批了两个字“不理”。幸得不少社会人士的帮助，这笔运费才勉强凑齐。这批图书文物首运曲阜，后战事逼紧，王献唐等携5箱至四川乐山大佛寺保护，余26箱留存曲阜。据称当时王献唐与末代衍圣公孔德成有约：若国亡，存留的26箱古籍文物，则为奉祀官府所有；若光复，则归还省图。可见当时形势之危急。
1937年12月27日，王献唐与国学大师屈万里、李义贵携文物5箱，搭乘尹莘农组织的第十重伤医院专车，离开曲阜南下。这一天济南陷落。此后 ，“过铜山，经汴郑，出武胜关，凡八日行程，三遇空袭(在宜昌，三人险些丧生于敌机狂轰乱炸之中)，而抵汉口。”直至1938年12月29日，在黄炎培等人帮助下，始将珍贵文物安全地存于乐山大佛寺天后宫中。前后时逾一载，地迁近七千里。
在流寓岩洞佛寺护书期间，王献唐以馆长自任。在政府经费几尽断绝下，用自己在大学和学术团体任职的微簿收入，维持保护图书费用的开支。清贫困苦中，王献唐衣食不继，而志守弥坚。书斋署“那罗延室”。“那罗延”，梵语“坚牢”，意在牢守齐鲁图书文物之决心。在乐山，时有敌机轰炸，每遇空袭警报，大家四散于防空洞中，唯独王献唐坚守书籍文物。别人劝其暂时躲避，他笑着说：“这些东西是我的生命，一个人不能舍了自己的生命。”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王献唐去职，仍积极配合，终使分存于孔府奉祀官府、乐山大佛寺的图书文物于1949年12月11日、1950年12月25日，完整无缺地返回故里，由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代为保存。这是《济南时报》记者钱欢青在一篇文章中对这段往事的回忆。
王献唐保存珍籍于炮火之中，其功绩无法估量。特约撰稿 田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