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水路1号甲坐落着一个雅致的庭院，两层小楼红瓦白墙，投射院中老树斑驳的影。落叶铺了满地，门窗紧闭，敲门许久无人应答。这里安静得仿佛没有人烟，只有崭新明净的窗帘和院中的晾衣架昭示着些许居住者的痕迹。这里是宋雨亭的故居，但住在这里的并不是他的后人，他的后人踪迹难寻。宋雨亭，名润霖，号甘泉，1883年出生于山东掖县（今莱州市）珍珠村人，曾任青岛总商会会长，开办渔业公司和交易所，为青岛抵抗日本经济侵略做出过重要贡献。“疾风知劲草，板荡识纯臣”是《平民报》（1946年2月5日）社论对宋雨亭的评价，因为在青岛的几十年里，宋雨亭勤于商，忠于义，善于民，与日本商战，“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毁家纾难为国家保留正气”，给岛城留下一段段动人的传奇故事。
一个实业家 草根出身，成长为商会会长
宋雨亭在其四叔的瑞记里开始了经商之路。瑞记是家土产杂货商店，以外国人为主要销售对象，后改名为通聚福，主营草帽辫。为了能更好地与顾客沟通，宋雨亭白天在店里工作，晚上刻苦自学英语和德语。由于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宋雨亭很快便掌握了这两门语言。优异的表现使他颇受赏识，二十岁即独当一面，接任其四叔担任瑞记的经理，后又兼任怡和洋行的买办。
外乡青年宋雨亭凭借自己的努力，在青岛赢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他善于处事，很快在青岛工商界崭露头角。1916年，宋雨亭被选为青岛工商会董事，1925年被选为商务公断处处长，1927年被选为青岛总商会会长，此后连任四届，主持商会工作12年之久。
宋雨亭任商会会长期间，为抵抗日本对青岛的经济侵略做了不少实事，发展渔业是最为人称道的事情之一。据青岛档案馆聂惠哲女士介绍，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期间，日本渔船肆无忌惮地在中国渔场掠夺资源，日本人筹建的青岛水产组合操纵、垄断了青岛渔业。中国收回青岛后，形势并未好转。档案记载，1930年，青岛水产组合拥有数十艘渔轮和渔帆船，而我国渔民则以小船小网在近海捕捞，无法与日本人竞争。
渔业的颓势和渔民的艰难令身为商会会长的宋雨亭忧心。1931年5月，宋雨亭成立了青岛渔业股份有限公司，购置了两艘渔轮，分别名为“永安”、“久安”，年产万箱（每箱约20公斤）。青岛的私营渔轮业由此开启，民族资本开始大力购置机械动力渔轮。为了改变渔民低效落后的捕捞方式，公司把渔民组织起来，提倡使用新式渔具，扶助渔民改用机帆船。
宋雨亭挽救青岛渔业的措施卓有成效。档案显示，1932年，经过青岛市社会局转报实业部核准登记的渔轮共77艘，每艘平均年产万箱，捕鱼海区跨越黄渤两海渔轮。1936年，青岛港有渔轮68艘，居山东渔业首位。
更重要的是，青岛渔业股份有限公司不仅使青岛渔业摆脱了日本水产组合的操控，最后还迫使日本人的渔业生产也接受了公司的管理，可谓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发展渔业，与日本人缠斗的艰辛不言而喻。但这份艰辛远未结束，还有重要的事情在等着宋雨亭去做。宋雨亭为青岛经济还做了一件大事，即创办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有限公司，简称青岛交易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岛已有一家类似的取引所，但是日商在经营过程中欺压华商，导致中日资本失衡，日商成为交易市场的操控者。为此，在市政当局的支持下，宋雨亭联合21家工商业大户发起成立了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委员会，在馆陶路13号齐燕会馆设临时市场，于1931年9月19日先行开业。
交易所正式成立于1933年7月，1935年11月迁入大沽路21号的新交易大楼。据聂惠哲介绍，交易所的组织形式和章程大多依照日本人在青岛设立的取引所，资金定为40万元，股东95位，理事会理事15人，监察3人，宋雨亭为理事长。交易所设土产、纱布、证券三部，从事花生米、花生油、纱布、面粉等期货交易，每部有40到60家殷实商号为代理店。交易所生意逐渐兴隆，每年可获纯利20万元。在青岛交易所的冲击下，日本人的取引所日益冷落，疲态毕现。这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日本人控制青岛交易市场的局面，激起了日商对华商的报复之心。
其实早在青岛交易所筹建之初，日商就曾百般阻挠，据说当时他们到处散布恐吓之言，说“交易所朝成，宋雨亭暮毙”，但宋雨亭不为所动。交易所运行过程中，也受到日本人百般阻挠，甚至扬言火烧交易所，并声称要动用军舰武装占领青岛。迫于压力，当时的青岛市政府答应了日本人的部分条件。交易所的风波并未结束，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浪人大肆破坏交易所，1937年8月，交易所关闭，宋雨亭携眷归故里。
或许是因为出身草根的缘故，宋雨亭有浓厚的乡土情结，始终眷恋着家乡，对自己的掖县同乡也多有提携。有位名叫战光涛的莱州人称，曾于2012年在黄台路和无棣二路路口挖出两块石碑，一块是青岛掖县同乡会成立记，一块是创立青岛掖县同乡会捐资碑记。青岛掖县同乡会记文字中讲，掖县人自古有经商、提携同乡人的传统。宋雨亭就是这个青岛掖县同乡会会长，带领在青经商的掖县同乡，重用家乡商人，对家乡经济起到积极的带动作用。
宋雨亭在商业上的成就来自胆识与谋略。民谚云，“掖县的鬼子，黄县的嘴子，蓬莱的腿子”。三地商人辈出，黄县（今龙口）人口齿伶俐，蓬莱人勤劳能干，掖县人则精于算计。宋雨亭的“算计”可不是耍心眼、斗心机的算计，而是谋略与智慧。聂惠哲说，“他遇事总是尽力周旋，没有算计过别人”。国民政府时期，一些政府摊派通过商会往下分摊，面对苛税，有些企业难以承受，就会向宋雨亭反映，他就用心周旋，帮助这些商人。宋雨亭的周旋之力不仅局限在商业经营上，他还曾用这种能力帮百姓、助朋友，甚至筹划过一出轰轰烈烈的政治插曲。
一个谋士 谋略过人，策划“挽留沈市长”
宋雨亭的这位结拜兄弟就是当年的青岛市长沈鸿烈。沈鸿烈，字成章，1882年生于湖北天门，秀才出身，后弃笔从戎，赴日本海军学校留学。回国后在海军供职，后投靠奉系军阀张作霖，深得信任，被委以重任，筹建了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海军—— 渤海舰队，1931年又谋得青岛市长的位置。当时，宋沈两人的兄弟情是公开的秘密。近日，记者还在青岛市档案馆 查到了1931年沈鸿烈出车祸，宋雨亭问安及沈鸿烈致谢的往来电报。沈鸿烈的青岛市长当得并不轻松，甚至险些丢掉“乌纱帽”，官职得以保全，宋雨亭功不可没。沈鸿烈上任不到两年的时候，便栽了个大跟头。由于下属不满其在司令之位上长期独揽大权，渤海舰队发生兵变。1933年6月24日，手下将其绑架，欲对其行刺。两日后，参与事变的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叛逃。这三大舰是当时东北海军的主力舰，其整体实力几乎占据整个中国海军的一半。叛逃事件之后，东北海军因之涣散，无奈之下，沈鸿烈引咎辞职，向军委会和行政院请求辞去渤海舰队司令和青岛市市长的职务。
聂惠哲说，“其实蒋介石早就想将东北海军收到自己手中，只是苦于没有时机，因此当即批准了沈鸿烈辞去渤海舰队司令的请求”。但对于青岛市市长一职没有立刻回复。这番游移给了沈鸿烈翻身的机会，宋雨亭正是抓住这个时机，为其筹谋了“挽留沈市长”的策略。
宋雨亭对沈鸿烈的帮助是出于兄弟情义，也是出于对他主政青岛期间治理有方并照顾商会的回报。和宋雨亭一样，沈鸿烈也是个爱国者。当年宋雨亭为抵制日方发展渔业，创办交易所都是在沈鸿烈的支持下开展的。1945年2月5日《平民报》曾刊载宋雨亭的自述，他回忆到，见东海渔业被日本独霸，沈鸿烈问宋雨亭有无胆量发动排日，宋雨亭欣然应允，沈鸿烈多方协助，才有了后来对渔业的收复。青岛交易所也是在宋雨亭的提议和帮助下成立和运转的。于公于私，宋雨亭帮助沈鸿烈都有充足的理由。
宋雨亭以青岛总商会会长的名义，召集律师公会、银行公会、新闻记者公会等九大团体和部分商界巨头，成立了“青岛市各界挽留沈市长市民联合会”，印传单，发宣言，致电中央，上街游行。沈鸿烈辞职原本就是事出无奈，并非诚心之举，见民意可用，便配合起宋雨亭的行动。1933年7月2日，沈鸿烈再次致电行政院，请求辞去青岛市长职务。沈鸿烈越是请求，市民就越是挽留。据档案记载，在7月8日召开的市民大会上，“本市挽留沈市长空前市民大会之盛况，参加民众十数万人、各团体共计140多个”。
按照会议决定，市民齐赴市政府陈情，请求必要时由地方民选市长，并致电中央以求挽留。然而政府未能“就范”，蒋介石没有表态。
眼见事情停滞，宋沈二人再生一计，铤而走险，奔赴威海。实际上，这是他们对中央的变相施压，因为沈鸿烈在威海、烟台、潍坊等地的威信并不比青岛差，他的真正用意是为自己捞取更多的民意。沈鸿烈7月17日离青赴威，宋雨亭后脚便带领20余名市民代表，乘六部汽车前往造势，并致电中央，请求表态。
威海、烟台等地的官与民把“挽留沈市长”的事态闹得更大了。1933年7月19日，宋雨亭带领青岛、威海、烟台各界代表来到海军办公处，当面恳请沈鸿烈回青岛。沈鸿烈说了一番可谓滴水不漏的“客套话”：“各位的心意敝人领了。自从敝人统领东北海军以来，海军的绝大部分官兵都是敝人一手扶植起来的。可是这两次事变，参与者却都是我的亲信。后来我想，我对于自己最信得过的人，都了解得很少，更何况青岛市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多我不了解的人，我怎么能办好市政？我是个要面子的人，青岛又是华洋杂居的城市，所以我平日里绝不敢有一丝怠慢。这次三舰叛逃，影响这么大，实在是让外国人看了笑话。为此事，敝人非常消极，这次离开青岛，我已发电报给蒋、汪二公，现在还没批复，所以，青岛我是暂时回不去了。还请各位多多原谅。”
敌不过滔滔民意，7月20日，蒋介石、汪精卫、韩复榘等发来电报，劝沈鸿烈不要辞职。聂惠哲说，“当时沈鸿烈其实已经等得很辛苦了，不再矫情，见好就收，同意听从命令、顺应民意，继续当青岛市长”。 事情远未结束，宋雨亭策划的这场成功的挽留大戏还有精彩的余篇。沈鸿烈的返青之旅于7月21日即启程，不远的路途，抵青却已是两日之后。中途停顿，缘于烟台、潍坊等地市民的盛情挽留，返青日程一改再改。7月23日下午到达胶县时，青岛市民已在等候欢迎，再到沧口、四方，欢迎之人越来越多。据档案显示，在青岛火车站，欢迎沈鸿烈回青的人数已达五六万。
这出“挽留沈市长”的政治闹剧算是落下帷幕了。宋雨亭巧妙地利用民意，使沈鸿烈不仅没有从官场跌落，反而威望更高了。计策真是巧妙，实在谋略过人。
一个爱国者 心系百姓，初心不改与日本抗争
在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萧条期间，我国也被波及，大宗出口的花生米销量锐减。青岛近百家经营土产的商号频临破产。危难时刻，宋雨亭挺身而出，大义救市。身为商会会长的他联络了20余家富裕商户，每户暂借5000元，共筹集资金10万元，于1934年1月设立了普利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的支持下，又抵押了150万元，以高价收购花生米，解青岛农民及土产商号燃眉之急。
不知是宋雨亭眼光超前，还是好人有好报，适逢世界经济形势逐渐好转，普利公司非但没有亏损，反而赚了不少。据聂惠哲介绍，宋雨亭将向各商户所借的10万元归还，赚的钱分发给办事人员，自己则分文不取。正如“普利”其名，普利公司的建立是为了救市，为百姓普遍利益，而非盈利，在完成特殊使命后即解散了。据说当时济南的农民和土产商号未能逃脱这次危机，当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曾以青岛为例批评济南商会负责人没有胆识，不会办事。
除此之外，宋雨亭对待生活贫困的百姓更称得上宅心仁厚。北方的冬季天寒地冻，穷人的保暖物资向来匮乏，过冬御寒是个棘手的问题。对于宋雨亭来说，自己吃得饱穿得暖是不够的，他心里还想着他人之疾苦。1935年，宋雨亭兼任青岛红十字分会会长（青岛红十字分会位于观海一路33号，宋雨亭的私邸也曾在这条路上），每年从农历端午节到中秋节，红十字分会在青岛各重要路口和休息亭设饮水供应点，每年还调查登记市民中部分无力购买棉衣者，于农历十月发放棉衣、棉被。
青岛解放前，商会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青岛总商会会长的宋雨亭，连任五届，办了不少实事，又心系百姓，在市民中有很高的威望，但是如今，在青岛，似乎并不能发现太多关于他的踪迹。公认的宋雨亭故居在明水路1号甲，雅致的院落静立在狭窄的明水路上，也鲜有居住者之外的人踏足。这或许是和宋雨亭后半生被迫回归故里，又远走上海的经历有关。
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身兼要职的宋雨亭免不了要与日本人斗。早在1921年，宋雨亭担任中日合办的胶澳电气公司副总经理的时候，就曾与日本人有过交手。胶澳公司开业之初，日本人要求挂上日本国旗，但宋雨亭认为企业虽是合资，实为中国公司，不应挂日本国旗。日方威逼利诱，用尽手段，宋雨亭不为所动，胶澳公司始终只挂中国国旗。后来渔业公司和交易所事件中，宋雨亭的民族气节更是可见一斑。
七七事变爆发后，宋雨亭决定牺牲所有事业及一切财产离青。据《平民报》刊载的宋雨亭自述，他原想追随沈鸿烈为国效力，无奈母亲病重，困顿难行，遂流离至博山，奔命于乡里。其间，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沈鸿烈曾派姜黎川持函召往，宋雨亭因老母病危，未能应允。时任青岛市长的李先良正前往莱阳一带抗战，也曾亲顾茅庐，邀宋雨亭出山。然而此时，掖县伪县长突然派人传达日方消息，要宋雨亭返青，并归还财产，委以要职。宋雨亭当即决定逃避。日军前来搜捕，宋氏家眷藏于草莽之中才得以逃脱，家中财产遭洗劫而空。宋雨亭也因此大病。
宋雨亭再次踏上流亡之路。本打算去莱阳投靠李先良，行至中途闻有匪警，改路利津，所带财产又遭抢劫殆尽，向他人借资前行，行至下营，谁想寿光已被敌军截断，山东行府也离开利津。进退两难之际，宋雨亭不得不变道天津，又辗转至上海。据青岛文史专家鲁海介绍，对日军方的要求“宋雨亭坚决拒绝，矢志不当汉奸”，逃往上海之后，只能做小买卖维持生活，清贫度日。
民族大义在心，宋雨亭看淡名利，虽落得清贫的结局，却将清白留世，也是一种善终。这种气节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子女，据聂惠哲介绍，宋雨亭的女儿曾做地下党，与父亲殊途同归，也为民族事业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有档案显示，宋雨亭曾在1946年回过青岛，《平民报》2月5日曾以《八载忠贞光荣归来 —— 工商业领袖宋雨亭氏返青》为题刊载他回青的消息。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当年的青岛商会常委柳文廷。宋雨亭流亡之际，日方对其穷追不舍，曾抓捕柳文廷进行拷问，打探宋雨亭的去向。宋雨亭抵青时，赴码头欢迎者众，因舟车劳顿，他没有逗留很久，即赴观海路私邸休息，千余人前往观海路，向他表达欢迎之情，足见他的民心与声望。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纯臣”，在战争时期，宋雨亭毁家纾难，辗转避地，八年逆旅生活，冒霜露，披荆棘，隐姓埋名，尽尝疾苦。但他始终未陷浊流，不染污点，高风亮节堪称商界楷模。宋雨亭于1950年（也有说法是1951年）去世。他去世的地点档案中没有明确表述。有人说他是在上海去世的，也有人说他是在青岛去世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宋雨亭的大半部人生传奇都是在青岛书写的。从一个草根出身的少年，成长为一个深明大义的民族实业家、爱国者，这中间的故事，辉映着青岛的那段历史，足以被后来人传说和铭记。
记者 付晓晓 张文艳 实习生 李晓宇 孙晓阳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林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