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劭强
11月30日下午，攀枝花男子邓树超跳入金沙江，自杀身亡，12月3日遗体被渔民发现。其父邓钢明说，他和妻子前去认尸，渔民却要收1.8万元的捞尸费，后经协商仍然要收8000元。三天之后的12月6日下午，在民警的协调下，邓钢明付了5400元后，渔民将儿子遗体打捞上岸。
在“挟尸要价”的标签背后，隐藏着一些需要厘清的真问题：首先，“挟尸要价”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市场行为，还是一种需要打击和规范的借机敲诈？其次，公共服务是否存在缺位？如果打捞队就是见钱眼开，并且狮子大开口，公共服务是否可以跟进和替代，还是容忍、允许最坏的情况发生？难道，让尸体泡在水中，是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正常现象？第三，发生纠纷和冲突时，权益至上的共识是否能够形成？处理问题可以有一个过程，但是是否应该把眼前最棘手的问题解决，比如，先让尸体入土为安。
这些问题都是“挟尸要价”讨论中应该关注的。如果，议题的讨论不延伸到这几个层面，“挟尸要价”就只是一个刺激公众心理，加剧公众焦虑的标签，而不能成为议题展开的具体载体。只有将“挟尸要价”背后的真问题予以重视和解决，“挟尸要价”才会成为一个社会特定时间的符号，而不是一种道德和文明层面的牢固标签和持久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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