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湖北人、一个天津人，非亲非故。他欣赏他的报国之志，他推崇他的教育理念，相识不久成为终生挚友。这个湖北人叫沈鸿烈，这个天津人叫张伯苓。一位是上世纪30年代备受爱戴的青岛市市长 ，一位是“南开之父”，被称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他们的情谊在青岛留下了历史的印记。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曾经先进的青岛教育。本期《发现青岛》，就让我们看看张伯苓跟沈鸿烈、跟青岛的渊源。
为啥离开北洋水师
张伯苓，原名寿春，字伯苓。作为中国著名教育家，他的人生并不是从教育开始的，在1897年之前，张伯苓是一名优秀的海军士兵。
1876年4月5日，他出生在天津一个秀才家庭，16岁进入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是航海驾驶班最好的学生，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18岁进入北洋水师舰队实习。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学业好却无船可开，只能在家闲居。次年，他娶妻结婚，却不料妻子久患痨疾，结婚才五天就去世了。
1897年，他看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一幕：承甲午败绩，帝国主义强盗的协议既成，清廷派大员去山东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张伯苓随舰前往。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清朝的黄龙旗。第二天 ，又降下黄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
张伯苓站在甲板上，目睹这场“国帜三易”的接收和转让仪式，气愤填膺。经过认真思考，张伯苓得出这样的结论：“海军救不了中国！……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欲培养健全的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弃戎从笔！张伯苓回到天津，从严范孙(近代著名教育家)家馆做起，看到这里的学生长袍马褂弱不禁风的样子，马上增加了几项新的课程：跑步、跳高、跳远、踢球。当时没有体育设施，他干脆摆两张凳子，上面架个竹竿，用于跳高。这种教育方式虽然让当时只知道甩着辫子摇头晃脑学习的学子们摸不着头脑，但确实增加了学习的趣味。这就是民办新式学堂的雏形。
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式学校?怎样才能办一所新式学校?这个机会在1903年来了。据侯杰、秦方所著《张伯苓》一书中介绍：“严范孙被袁世凯提拔为直隶学校司督办，成为直隶地区管辖教育的高级官员。1904年6月，严范孙和张伯苓一起，在日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实地考察。回到天津之后，便雷厉风行地开始了筹备建立新式学校的工作。”
张伯苓的教学方式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他要创办新式学校的消息传来，出钱的出钱，出地的出地，1904年10月17日，一所私立中学堂成立了。张伯苓担任监督，总管学校一切事物，从此开始了他投身新式学校教学、管理的漫长生涯。”
张学良为何找不到他家
1904年，他创办的私立中学堂，就是南开学校的前身；1907年，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洼地，即民间所称“南开”，建成新校舍，改称南开中学堂，拉开了“南开系”的序幕；1919年创办南开大学；1923年，创办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创办实验小学；抗战期间 ，南开与北大清华合组成西南联大，1936年，张伯苓前往重庆，创办重庆南开中学。
如今，我们只看到“南开系”的辉煌，却无法想象曾经创办时的艰难。据李利忠《民国管窥》一文：南开大学创办之初，经费紧张。当时有能力捐款的人，社会声望大多颇为不堪，如政客曹汝霖、军阀杨以德就给南开捐钱，并当上校董。学生因此抗议，喊出“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一类的话，提出南开不能以校董换取捐款，否则有损声誉。张伯苓闻听后回应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张伯苓用他的智慧和幽默，创办南开。
创办教育这么多年，张伯苓究竟经历了多少困难，又是如何创办起了学校，这个我们就不多介绍了。套用他自己说的一句话：“四十多年来，我好像一块石头，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不敢作片刻停留。一块石头只须不断地向前滚，至少沾不上苔霉，我深信石头会愈滚愈圆，路也会愈走愈宽的。”这不是心灵鸡汤，而是他走下去的动力。
有人说，作为“南开之父”，张伯苓的生活应该也过得不错吧?恰恰相反，了解南开大学历史、了解张伯苓的人都知道他有个最大的特点是，节俭。所以，他说，南开大学是私立学校，不是私人的。关于他的节俭，有这样几件事：
张伯苓给教授们修建了豪华小区“百树村”，小区在南开院内，绿树环绕、宁静幽雅，但他一直住在南开中学后面一条陋巷的三间平房中，身无长物 。有一次张学良去拜访他，汽车在附近转了好长时间 ，最后在那条晒满了羊皮，散发着恶臭的小路上，找到张伯苓的居所，张学良不禁对张伯苓的简朴深表敬佩。
他不肯坐汽车，而是用一辆人力车，还非他专用，所有南开同仁都可以和他分享。有一次开会，服务员问他车号是多少，他随口答道：“11号。”可服务员找来找去也没发现11号车，等他看到张伯苓已经走远的背影，这才领悟“11号”就是步行的意思。
抗战前的30余年间 ，张伯苓为南开系列学校募集了数百万元资金，堪称奇迹。可他每月工资一直是100元，教授的工资一涨再涨，最高的已达300元。
他每次到北平办事，总是住前门外施家胡同一个普通客店，每天房费一元。由于客店的臭虫特多，所以他每次总要自己带一盒臭虫药。
与沈鸿烈成为挚友
推崇张伯苓的人很多，沈鸿烈便是其中一位，欣赏沈鸿烈的人也很多，张伯苓也是其中一位。张伯苓比沈鸿烈大6岁，又一直在做教育事业，他们是怎么相识并成为挚友的呢?
据沈鸿烈侄子沈肇熙回忆，1911年夏，公费留学日本海军学校的沈鸿烈学成回国(在日本期间加入了同盟会)，曾在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海军局工作，而张伯苓与北京海军界人物多有往来，二人得以相识交谈。当张伯苓得知沈鸿烈胸怀建设海军、报效祖国之志，且具灼见卓识时，十分敬重，而沈对张的道德学问、艰苦兴学精神，也推崇备至。沈鸿烈为张作霖所延揽赴东北发展，与张伯苓往来亦未间断。
沈鸿烈对张伯苓推崇到什么程度?沈肇熙说：“我的长兄沈长生升大学时，叔力主报考南开大学，我升高中，叔亦坚决要我报考南开中学，足见叔对张伯苓的敬仰与信任。”
1911年的相识，只是让这二人都互相欣赏，而要发展成真正的挚友，还有重要一点，他们对教育都有共同的期许。沈鸿烈主政青岛后，决心大力发展教育，恳请张伯苓让办学有声有色的南开中学教务主任雷法章来青岛，出任教育局长。同为湖北老乡的雷从此成为沈的左膀右臂，短短几年内青岛文化教育面貌为之一新。
张伯苓的三次青岛之行
因为沈鸿烈，张伯苓曾经三次来到青岛。据曲海波在《“南开之父”张伯苓的青岛之行》一文中的介绍总结如下：
第一次，1932年9月26日到29日，两次演讲。张伯苓代表上海废止内战同盟会由天津赴济南调解山东的韩复榘与“胶东王”刘珍年(驻山东省国民革命军第17军军长)的摩擦冲突后，9月26日 ，又应青岛市长沈鸿烈邀请，乘火车到青岛参观游览。短短4天，张伯苓参观了青岛市立女中、青岛圣功女中、青岛市立中学和青岛社会各机关。其中，在青岛市立中学大操场，张伯苓面向全校师生作了主题为“九一八”国难的讲演，在山东大学也做了讲演。这次他住在文登路上的青岛俱乐部。
第二次，1933年7月12日至15日，参加华北运动会。作为亲临现场观摩奥运会的第一个中国人，张伯苓曾是华北体育联合会会长。1932年，第十六届华北运动会在开封举行时，时任青岛市长的沈鸿烈申请下届华北运动会在青岛举行，张伯苓大力支持青岛申办第十七届华北运动会，他的批复让青岛市第一次承办大型运动会。1933年7月12日至15日 ，第十七届华北运动会在青岛成功举行，张伯苓出任总裁判长。
这次运动会，张伯苓不仅出任总裁判长，在开幕上讲话。两人还达成了一个重要约定：此后每年暑假由南开中学高中部选送一些学生来青岛，随舰到长山岛、烟台、威海等地参观，促使青年学生熟悉海上生活，教育青年学生热爱大海、热爱祖国，激励学生立志投身海军建设事业，保卫祖国海疆。
第三次，1935年7月27日到8月2日，参观李村等地的教育建设。1935年7月27日 ，为出席7月29日至8月2日在青岛山东大学举行的由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主办的体育讨论会，张伯苓再次来到青岛。
除了看望和慰问运动员及工作人员，他还在青岛市长沈鸿烈、教育局长雷法章的陪同下，参观了李村等青岛市的乡村建设，对青岛乡村建设中乡区小学教育取得的成绩赞不绝口，并表示返回天津后，要派有关管理人员和学校学生来青岛学习取经。
上世纪30年代，青岛被称为国内文化重地，这跟沈鸿烈大力发展教育，张伯苓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而提到青岛教育，除了他们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雷法章，“雷法章长青岛教育6年，悉力以赴，绩效斐然”。我们上文提到过，他就是张伯苓的人。城市信报/信网记者 宫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