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有着“活曹操”的称号 ，跟袁世凯拜过把子，被慈禧认为是李鸿章的接班人。但说起他的弟弟，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他的弟弟名叫徐世光 ，正是我们本篇的主人公。
活在哥哥徐世昌的光环之下，徐世光似乎很少为今人所注意。其实他也一样不简单，没有哥哥的狡诈权谋，也没有哥哥在官场上的人际关系网，徐世光的官一样做得风生水起。他在山东历任多职，只不过他官德差，为世人所诟病。
辛亥革命后，徐世光隐居青岛，后来徐世昌也来了，兄弟俩一起住在曲阜路8号，也就跟青岛结下了不解之缘。
徐世光是徐世昌的弟弟
徐世光(1857年—1929年)，字友梅，号少卿，河南省卫辉府(今卫辉市)人。说起家世，有些书上写徐世昌 、徐世光兄弟是“高干子弟”，这多少有夸张成分。其实从徐世光的祖上算起，做过官的也就两位。他的高祖徐诚曾任河南南阳知县；祖父徐思穆，任河南中河通判，在卫辉府安家，都是一些地方上的小官。徐世光的父亲徐嘉贤倒是年少有为，17岁时就敢于和太平军搏杀，勇冠三军，战斗中身负重伤，严重损害了身体健康，25岁那年就死去了。这一年徐世昌六岁，徐世光不过四岁而已。真正让徐氏兄弟一生受益的其实不是他们的家世，而是他们的母亲。可以说，没有母亲刘氏的认真教育，就不会有两兄弟的显赫前程。徐世光的母亲刘氏乃是清朝著名的文学家刘大櫆之女，刘氏自小耳濡目染，温柔贤淑，深明大义，在丈夫去世之后，肩负起整个家庭的重担。据温菲菲《民国课堂：军阀总统》一书记载，为了支撑家庭的吃穿用度，刘氏先是做针线活，补贴家用；后来实在支撑不住，就变卖自己的珠宝首饰，直到家中已再无可变卖的器物。这些钱都用在哪里了呢?全都用在徐氏兄弟的教育上。原来刘氏虽然是个女人，可是气度非凡，一心要光耀徐家的门楣，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两个孩子的身上。为了让两个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她宁可节衣缩食，也要给孩子请最德高望重的先生。每当两个孩子要去上学的时候，刘氏总要不厌其烦地叮嘱他们认真学习。两个孩子放学回到家，她也要屡次叮嘱他们温习史书。有时候，为了陪他们读书，刘氏也常熬到半夜，实在熬不住了，竟手托额头睡在桌旁。可以说，刘氏在两个孩子学业上所下的苦功，一点不比两兄弟少。
其实，徐家不是没有改善家庭条件的机会。当时，鄢陵县的知县、徐世光的叔曾祖徐士醇多次派人找到刘氏，提出要把他们母子三人接到鄢陵。可每次都被刘氏拒绝了，她推辞说：“万万不可，我们家经历了极盛而衰，如果现在接受别人的接济，孩子们没有经历过艰苦的日子，将会碌碌无为，那我们徐家就再也没有复兴的一天了。”听了这话，徐士醇再也不多说，只是感叹“汝苦心持家教子 ，异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
1868年，河南卫辉府下了一场大雨，这场雨持续了一个月左右，徐家的房子因为年久失修，房顶不断漏雨，书房的墙壁坍塌，无奈之下，徐世昌只好停止读书，开馆授业，赚钱养家。徐世光也跟着哥哥到处游学，广交朋友。
至此，徐氏兄弟开始踏入社会。可以说，童年的这段苦难经历是徐氏兄弟一生的宝贵财富，他们后来一个做了民国总统，一个做了山东大员，这些都跟母亲刘氏早年的悉心教育有着莫大的关系。
徐氏兄弟双双中举
在游学的过程中，一个在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富家子进入徐世昌 、徐世光兄弟的视线，这个人就是袁世凯。
时为1879年，袁世凯还没有到天津小站练兵，后来的北洋系也无从谈起。袁在河南陈州闲居，办了两个文社，每天召集一帮文人雅士吟诗作对。偏巧当时徐世昌在淮宁县(今河南淮阳，属陈州管辖)担任文职，两人偶尔谋面，谈了几句时局，结果越谈越多，一发不可收拾，后来竟然成了八拜之交。
三年之后，袁世凯帮了徐氏兄弟大忙。原来这年正是顺天府乡试，徐氏兄弟却因囊中羞涩，无法参加。在古代，科举是贫寒士子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这可愁坏了徐氏兄弟。危难关头，袁世凯挺身而出，大手一挥，奉上白银100两，解了两兄弟的燃眉之急。徐氏兄弟凭借袁世凯的资助，得以顺利到顺天府应试，也是天公作美，徐世昌 、徐世光双双中举，徐家终于有了出头之日。
在这次乡试过程中，还有一件奇事被很多文献记载，那就是徐氏兄弟求签算前程的故事，读来颇为有趣。原来徐氏兄弟试毕后，功名心热，得失这念梗在胸中 ，有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有个好友就给两人出谋划策，据中国台湾著名作家高阳《红顶商人胡雪岩》一书记载，此人还是胶州人，叫柯绍半。柯绍半说，琉璃厂吕祖祠的签最为灵验，建议两人去求一签。这样徐世昌到了吕祖祠，抽得一签，曰“光前裕后，昌大其门庭。”他还不解何意。直到榜发，徐世昌中试一百四十五位举人，徐世光中了第九十五名举人，名次靠前，他才顿悟，这不正是“光前裕后”的意思吗?
徐世昌还由此得出结论，虽然徐世光这次名次靠前，但真正能光耀徐家门楣的还是他徐世昌。后来果不其然，这次乡试之后，两兄弟又参加了两次科考。徐世昌第一次未中，第二次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而弟弟徐世光均未中，还真应了“昌大其门庭”。
从此之后，这兄弟俩算是跟占卜、求签、扶乩等迷信活动结了缘。徐世昌一生信奉吕祖，在私宅中塑有吕祖神像，每天都亲自烧香、叩头，顶礼膜拜，到晚年越发执著。徐世光呢，晚年尤其热衷于道教活动，是很多道会的领导，大力推广扶乩等活动。
袁世凯杨士骧提拔徐世光
两次科举考试皆不中，徐世光和哥哥徐世昌在仕途上走到了岔路口。徐世昌于丙戌(1886年)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徐世光呢，也在同一年通过另一途径当上了官，那就是捐纳，又称捐官。
有史料说徐世光是“贿买”的官位，这话有待商榷。实际上，捐纳和贿买还是有本质区别的。简而言之，捐纳是政府允许的合法行为，贿买则是私人卖官鬻爵，是不合法的。捐纳，就是士民向国家捐资纳粟以取得官职。在清代，这是和科举相互补充的一个重要制度。既有例捐，也有常捐，且统一管理，明码标价。捐纳的钱物统一收归国库，捐纳的人则有机会获得官职。
照理来说，捐来的官并非科举正途 ，很容易受到同僚的奚落。但到了清朝末期，捐官已经很正常了，不少官吏都是通过这一途径上位的，也就没了什么不好意思之说。徐世光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捐官，分发山东，授知府衔，坐了几年冷板凳。谁想后来却顺风顺水，遍历山东各要害部门，成了当地的大红人。原来这里面还是离不开人情世故，据青岛市十大藏书家、原青岛市博物馆副馆长王桂云介绍，提拔徐世光的正是他的老朋友袁世凯。
1900年3月，袁世凯任山东巡抚，由于同徐世昌关系密切，将徐世光补为青州知府，接着调任济南知府。1902年底，周馥当了山东巡抚，他没买徐世光的账，因为徐世光有名士习气，并且多病，谓“道府为全省官场枢纽，非可卧病者能治理”，故勒令开缺。1905年1月，杨士骧为山东巡抚，他与徐世昌同亲袁世凯，且是同年翰林，便对徐世光极为优待，让他代理济东泰武临道及粮道，任河防局、营务局等要差。这个“济东泰武临道道台”，管辖济南、东昌 、泰安、武定四府及临清直隶州，乃管辖山东省约三成地面的一把手。据说，当时徐世光有“二帅”之称。所谓“二帅”，就是说山东巡抚称大帅，徐世光仅次于巡抚。后徐世光又于宣统元年(1909年)简授登莱青道道台，辖登州府、莱州府、青州府和胶州，还兼东海关监督，为山东各道中第一优缺。
他“识破”德国人阴谋
值得一提的是，徐世光在登莱青道台任上还干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破坏了德国人干涉中国路权的图谋。据刘愉《清代末年，烟潍铁路动议修建》一文披露，胶济铁路建成之后，德国殖民者的贪欲并没有满足，企图借《胶澳租借条约》牢牢掌控山东的路权。中国人商办修筑烟潍铁路的方案一提出，他们就百般阻挠。个别见利忘义的官员，竟然瞒天过海，暗中与德人勾结。1909年春，烟台人赵德涵呈送报告，称已有股金400万元，呈请清政府邮传部立案审批。邮传部随即批转登莱青胶道道台兼东海关监督徐世光，详加核查。徐世光派人调查，发现赵德涵并非殷实之家，且行踪不定，疑点重重。再细追究，发现了其中的猫腻。原来，400万元股金为赵德涵的亲戚李德顺掌握。李德顺系津浦铁路北段总办，这些股份是他暗地里从德国人手里“募集”的。
不久，李德顺营私舞弊、糜费巨款之案又发，被革职交刑部严办。之前，李德顺夫妻已经加入了德国籍，其妻慌忙找到德国驻华公使，与清廷交涉。交涉结果，李德顺得以轻判，只是撤职查办。他随即携带大批赃款，与妻子逃往德国，最终逍遥法外 。德国人想借此暗中操控修筑烟潍铁路的图谋，也随之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