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贵峰
最近，全国多地医院传出“儿科停诊限诊”，许多孩子面临“无医可看”窘境。2015年12月14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对外声明，由于急诊儿科医生人手不足，医院暂停急诊儿科服务。随后，南京一家医院曝出，因唯一的儿科医生生病，停诊数月。（2月3日新华社）
一些地方医院儿科面临的这种“停诊限诊”的窘境，其实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如“北京儿童医院和首都儿研所，一到冬天就会出现这样一幅场景：哇哇大哭的孩子们让人心疼，焦急的家长在院外、候诊大厅里徘徊等待。而在上海新华医院，上午9点儿科急诊挂号就已经到了180多号。”
这种“儿科停诊限诊”窘境，首先直观折射的无疑是我国儿医资源严重匮乏短缺的窘境。如近5年来，中国儿科医生总数从10.5万人下降到10万人，平均每1000名儿童只有0.43名儿科医生，而在美国，这一比例则是1.46，按此比例，中国儿科医师的短缺数至少达到了20万。其次，站在医疗体制角度审视，事实上折射的又是目前我国不合理医疗体制的窘境。据业内人士介绍，相比其他医疗科室，儿科具有明显的“高成本、低收益”特征。一方面，囿于儿童生理和心理的特殊性，相比成人医疗，儿医往往需要医生具有更为高超精湛的医术，也常常伴随更大的医疗风险。另一方面，由于“10至15个孩子的用药量，才相当于1个成人的用药量”，儿医的经济效益往往又很差，“儿科医生收入不足医生平均收入的一半”。这种背景下，缺乏“赚钱”能力的儿医，遭遇一心“赚钱”的医疗体制，儿医的“不受待见”，并最终导致供给严重不足，当然就是注定不可避免的。
而进一步站在更宏观的儿童权益保障角度，这种儿童权益“不受待见”的窘境又岂止仅仅只体现在“儿医”？如与“儿医”密切对应的“儿药”，据统计，目前我国3500多个药物制剂品种中，儿童药物剂型占比不足2%，我国90%药品没有儿童剂型。再如，教育领域里的“幼师”短缺，同样也是如此，据研究机构调查，按幼师与幼儿1∶9比例，“我国幼儿园教师尚缺241.95万人”。
“再苦不能苦孩子”说法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但遗憾的是，揆诸现实，在许多涉及儿童利益的最重要领域，如医药、教育，我们实际上都并没有充分感受到“儿童利益重大原则”，甚至常常是一种相反的儿童利益频遭忽视、无视的逼仄现实。透过这一次“儿科停诊限诊”的窘境，有关儿童权利保障的理想与现实、观念与行动之间的巨大反差值得我们认真检讨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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