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这么多
辜鸿铭的经典故事，那他跟青岛之间有何联系呢？虽然他在青岛待了一年多时间，却制造了不少风波。比如他对恭亲王溥伟搞“恶作剧”，上来坏脾气时给所有人挑错。在他为数不多的朋友中，与他相处最好的当属德国汉学家卫礼贤。
辜鸿铭来青岛看儿子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一大批清朝遗老来到德国统治下的青岛，辜鸿铭也来了。”青岛著名文史专家鲁勇说，刚来时他住在火车站附近一家名叫悦来公司的客栈内，在青岛待了一年多时间。辜鸿铭之所以选择来青岛，除了避居，还有个原因，看望在青岛大学读书的儿子辜守庸，并及时阻止了儿子的“造反事件”。那时，为响应号召同学们都剪掉了辫子，没想到辜守庸动剪刀之前父亲来了，被狠狠教育了一顿。
形形色色的清朝官员隐居青岛，辜鸿铭在这里应该不会感到寂寞，但他选朋友只选复辟派的人。比如他跟清末著名外交家吕海寰走得很近，有一次去看他时，吕海寰正在家里大哭，询问才知，他的三个儿子都在德华大学读书，都把辫子给剪了，辜鸿铭听了心里也不太舒服，但也只能尽量安慰。他跟同是复辟派的刘廷琛关系也不错，后来刘廷琛的儿子刘式曾还说：“辜鸿铭当时大骂康有为，认为‘清朝之亡，始于康梁’。”
一帮逊清遗老走到一起，时常提到复辟的事，辜鸿铭对这方面是绝对支持的，只是他也有自己的原则。鲁勇讲了这样一件事：“一次，辜鸿铭去见恭亲王溥伟，当时大家正在讨论复辟的事，起初辜鸿铭还是比较认可的。但后来说到，如果复辟就让恭亲王当皇帝，辜鸿铭就不乐意了。就算是复辟，也应该是宣统当皇帝，怎么可能是恭亲王呢。”等到恭亲王大摆宴席过生日时，门外忽然来了个人要见恭亲王，仆人问他是干什么的？对方拿出“名片”说：“恭亲王得了重病，我是得了消息特来给他看病的。”这人说得头头是道，仆人便鼓足勇气问了一句，古人最忌讳这些，恭亲王大怒把仆人骂了一顿，门外那人却笑着离开了。一个陌生人搅了恭亲王的好事，据说这人就是辜鸿铭安排的，是他导演的一出“恶作剧”。
鲁勇说，辜鸿铭还坚持在复辟后的政权中任外交部长，没人支持他这一要求，复辟活动不再要他参加。除了探讨问题，他们还经常举办一些活动。有位德国人宴请他们，期间有两名女子出现，用两种他们没有见过的东西演奏出从未听过的美妙音乐。辜鸿铭跟他们解释：“这位女士用的披雅娜(钢琴)，这位小姐的乐器叫怀娥铃(小提琴)。”人群中忽然有人问了一句：“请问这两个人需要多少银子？”辜鸿铭看了德国人一眼，拉了拉这位遗老的袖子：“那是人家的夫人和小姐。”
他最好的朋友是卫礼贤
如此看来，怪不得卫礼贤在他的《中国心灵》中这样描述：他(辜鸿铭)总是像流星一样突然出现，充满思想和各种怪念头。诅咒和诟骂新纪元、革命和该为每件事情负责的外国人。同时他会对中国文化进行纵览，揭示先哲智慧中最深刻的内涵，富于想象地描绘古时精神活动的画面。他会在中国和欧洲的人及其时代之间做表面的对比，之后，他的坏脾气又上来了。他对所有的事情不满，没有一个人他找不出缺点来，他因此而伤害了许多人……
卫礼贤应该算是他在青岛最好的朋友了。他们的初次见面是在1913年，卫礼贤对他早有耳闻，他们之间相处很和睦很快成为了朋友。他们之间的关系，鲁勇说：“卫礼贤在学习中文的开蒙阶段，得到了辜鸿铭的指导。”
卫礼贤跟德国学者赫尔曼·吉色林伯爵是好朋友，伯爵曾经说：“中国人的这种本性恐怕比不上欧洲人的活力。”对此，卫礼贤只是笑笑，有一个人例外。辜鸿铭来了，没有任何征兆地推开了门，晚餐还没吃完，这两位学者之间的“较量”就开始了。卫礼贤记录下当时的场景：“伯爵说话时，辜鸿铭总是迫不及待。等不及轮到自己，就将中文、英文、法文和德文混在一起，又说又写。他把所有的一切都倾泻给伯爵。宴席结束时，地上满是撒落的碎纸，上面写满了欧洲和中国的格言、各种建议等。伯爵承认自己确实面对着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人。”
卫礼贤在很多地方都会请教辜鸿铭的意见，比如为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他要成立一家中西文社，询问辜鸿铭的意见时遭到了反对，他说：“应该是让大家学习孔子学说才对。”还把之前“中西文社”的名字改成了“尊孔文社”，但他只是起好了名字，还没正式参与就离开了青岛。在礼贤书院旧址(现青岛市第九中学)内有一栋100多年的老楼，就是“尊孔文社”的其中一座，这里也成为辜鸿铭和卫礼贤友情的唯一见证。
北大里的那条辫子
上面我们说到，辜鸿铭阻止儿子剪辫子，为什么要阻止呢？不仅源于当初对父亲的承诺，还因为他本身也是个“辫子”偏执狂。光这根辫子就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清帝逊位后，宣统下诏所有人剪去发辫，唯独辜鸿铭就是不剪。无怪乎作家周君亮在《追忆怪才辜鸿铭》中说：“全世界只有一条男辫子保留在辜鸿铭的头上。”
辜鸿铭这份对清廷的忠诚让很多人感动，殊不知他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初他在留学时认识了一位英国姑娘，特喜欢玩他的小辫子，为了讨芳心，竟然将辫子剪掉送给了人家。经过很长时间辨子一直没养好，才给大家留下了这个经典模样：“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地要推辜鸿铭了吧……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非常可笑的是，就连他的包车车夫，也是一个拖带大辫子的汉子，正好与主人形成一对，成为北大门前的一道风景。
“他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哄堂大笑，但他却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鲁勇说。
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他的古怪和偏激不知气坏了多少教授。上课时，他身边有一位童仆专门为他装烟倒茶；讲到得意处，他忽然停下来，唱段小曲；或者从长袍里掏出几颗花生糖在课堂上嚼起来……但他对学生又是严肃的，教育家罗家伦在回忆辜鸿铭先生时写道：“他对学生约法三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即使如此，每到他的课，课堂里总是满满的。
可是对于学校教授而言，遇到这个怪老头就只有生气和无奈的份了。北大教员会上，他公然扬言：“如果今天没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差点把时为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气晕过去。胡适写辜鸿铭的文章有误，他要求胡适在报上正式道歉，否则就向法院起诉，还说：“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
“怪人”“怪胎”“疯子”，这些骂名全都冲着他而来，辜鸿铭依然我行我素。在北京大学能入他眼的只有一个人，校长蔡元培，他也不止一次在公共场合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另一个就是我。”所以在“五四运动”，蔡元培请辞校长时，辜鸿铭不惜惹怒众人挽留他：“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最大的嗜好喜欢小脚
留辫子只是他认为坚守中华传统的其中一点，他还提倡一夫多妻，主张男人就得娶小老婆。有人跟他理论，他就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肯定要配几个茶杯，总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吧？”
辜鸿铭好嫖、好赌，还有一个人人皆知的嗜好—— 偏爱三寸金莲。他去学生家看藏书，开门看见丫头的小脚，学生了解他便让丫头把脚洗了好几遍，连人送了过去。没想到，辜鸿铭抓起丫头小脚却闻不到一丝肉香(臭味)便送了回去，还说：“完璧归赵”。
因为这个嗜好，他娶了原配夫人淑姑，柳腰、细眉，温柔、贤淑，最关键是小足。据说每当他无聊时便会低头闻夫人的脚，马上就有了写作的灵感，他对人津津乐道：“前代缠足，实非虐政，我妻子的小脚，乃我的兴奋剂也。”怪不得康有为送他的横幅上写着：“知足常乐”呢。
他主张男人娶小老婆，自己当然也是这么做的。辜鸿铭有一妻一妾，这位小妾是个日本姑娘，名叫吉田贞子，是他在青楼里认识的。辜鸿铭看她身世可怜，花200俩银子为她赎身娶回了家。说也奇怪，这位异国小妾虽然没有小脚，却给他一种安详幸福的感觉，以至于没有她相伴便睡不着觉。那句逢人便说的经典话变成了：“吾妻淑姑，是我的‘兴奋剂’；爱妾贞子，乃是我的‘安眠药’。此两佳人，一可助我写作，一可催我入眠，皆吾须臾不可离也。”“兴奋剂”和“安眠药”缺一不可，辜鸿铭在家自然不敢造次，后来有人取笑他怕老婆，辜鸿铭却反驳：“不怕老婆，还有王法吗？”
辜鸿铭的婚姻是幸福的，两个女人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这俩女儿的性格像极了他，在找对象时竟然提出：“只要你用中、英、法、德、意、日六种文字各写一封求爱信，什么都依你。”但还没等到这一天的到来，1928年4月份，辜鸿铭便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二岁。弥留之际在迷糊中喃喃自语：“名望、地位都不过是泡泡，转瞬即逝……”之后，两个年仅16岁的女儿到苏州削发为尼，常伴青灯。
辜鸿铭一辈子都在坚持传统文化，他去世后，溥仪派人前来吊唁，赐他谥号为“唐公”，也算是最大的安慰了吧。只是，这个响彻西方的才子、震惊东方的怪人，如今故居和墓地都荡然无存，留给人们的只有这些讲也讲不完的故事。 城市信报记者 宫岩(感谢鲁勇先生对本文的大力支持)
（来源：半岛网-城市信报） [编辑: 林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