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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国 一场突击行动，在深圳沙头角海关旅检四科办公室，办案人员当场查获108万元，多个信封注明分账“清单”。走私车辆按次收费，小轿车1200元/次、商务车1500元/次，海关关员每人每月受贿至少几万元。 如果，不是检察机关的主动介入，这样一起集体受贿案恐怕还很难浮出水面。毕竟，根据深圳海关监察部门表示，对关员参与走私“毫不知情”，直至旅检四科被一窝端才“恍然大悟”。如此“灯下黑”的客观环境中，内部监督形同虚设，依赖于海关内部的自我“净化”，很难产生理想的监管效果。
其实，根据当地很多老百姓的说法，他们不断反映，举报往往石沉大海，举报电话成为了通风报信的工具。那么，到底是监管部门没有收到举报信息，还是在见到举报信息后成为了“内鬼”呢？毕竟，事情确实蹊跷，为何眼皮子底下的走私行为，就让海关监察部门的相关人员看不到呢？
事实上，在报道事件中，海关工作人员的权力明显过大和集中，并且容易披上“隐身衣”。比如，沙头角海关缺少风险布控机制，查哪部车、不查哪部车完全由旅检四科负责人决定。而在其他口岸，抽查指令一般由风险控制部门下达给现场检查部门。如此，既当裁判员又运动员的执法模式下，海关工作人员权力过于集中，而外部监督无法及时渗入，缺乏自律意识必然会催生腐败窝案的滋生。
对于这种现象，仅仅依赖于外部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必然存在漏网之鱼，不能产生无缝隙的覆盖效果。沙头角海关的腐败窝案，不过是一个范本而已，哪些地方海关部门还存在类似现象，恐怕也很难说得清楚，需要深入挖掘和查实。纪检监察部门的介入，只能起到事后补牢的作用，而不能防范腐败行为的发生。因此，就应该织好监管笼子，将腐败行为置于阳光之下，不给其遁形的空间和机会。
有必要完善监督机制，强化内部监督部门的责任，对于包庇隐瞒内部人员贪腐行为的责任人，给予相应的惩罚和制裁，倒逼他们主动监管。同时，更应该畅通外部监督举报渠道，拓展公众监督平台，在细节处发现腐败行为的蛛丝马迹。 (作者系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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