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枫逸
6月2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通报：云南省通信管理局牵头组织四家电信运营商达成协议，对赠送的范围、幅度、频次等进行约定，并通过下发整改通知书等手段强制执行，限制了电信运营商的竞争能力和手段。对此，云南省通信管理局进行了整改，并停止相关做法，中国移动、电信、联通、铁通四大电信运营商的云南分公司被处以罚款，共计1318万元。（6月4日《每日经济新闻》） 相比于市场垄断，行政垄断的潜在危害性更大，对市场经济的破坏性也更大，更需要防范和打击。然而，多年来反垄断调查往往都是针对某个企业，鲜见针对行政机关的。毕竟，反行政垄断属于公权力拿自己开刀。
与行政垄断背后的压力和阻力相比，反垄断执法显得太过温和。根据《反垄断法》，反垄断执法机构只有提出建议的权利，而没有调查处罚的权力。那么问题来了，“反垄断机关向违法机构的上级机关提出建议的时候，对方不接受，那怎么办？”尽管在实践中，这样的极端案例或许还没出现，但“只整改，不处分”的打折处理却十分普遍。在本案中，除了云南省通信管理局进行了整改，也未提及哪些“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受到处分。
理论上，除了执法机构向违法机构的上级建议外，还可以就行政垄断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只是，这条路也并不好走。专家指出，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只受理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不受理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诉讼，而行政垄断往往是行政机关以红头文件或规章的形式出现，并非针对某一个企业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以往往难以进入诉讼渠道。
反行政垄断不能是反垄断局的“独角戏”，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建立高级别的反垄断联合执法机构，化解行政阻力，完善司法体制，如此方能更好地约束和规范行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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