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海建
全国政协常委徐辉在3月12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建议：对庸政懒政不作为行为决不能听之任之，必须严肃问责，一治到底。这几天，江苏省泰州市委市政府新设立“蜗牛奖”又占据了头条，有人说这种唤醒“职业羞耻心”的做法可以激励“职业荣誉感”，也有人说，“羞辱”式的颁奖会造成破罐破摔或急功近利的不良后果。（3月14日央视）
拖拉推诿、该办不决，“办事比蜗牛还慢”—— 这是群众对懒政式不作为共性的感受。贪腐固然依法严惩，慵懒也是另一种腐败。
比之于等着民众送各式不作为的锦旗，自设“蜗牛奖”，显然是个主动作为的好创意。泰州的“蜗牛奖”，起码有三重积极意义：一是挤压庸政懒政的生存空间。官方按照标准考评下去，政绩上的末位效应自然就会凸显出来，以此倒逼“占着位置不干事”的慵懒现象。二是彰显地方公共治理的决心和勇气。锦上添花易，刮骨疗伤难。所谓忠言逆耳，何况还是自己敲打自己。三是向民众传递“为官有为”的价值信号。有了官方态度，公共监督就更容易被激活。只要真抓实干、敢抓敢管，“蜗牛奖”就会成为群众办事的推进器。
当然，有人难免对“蜗牛奖”有些质疑或忧虑：比如能不能根治懒政，比如是不是替代问责机制,比如会不会导致获奖者破罐子破摔……这些担心，听起来或有道理，却多是吹毛求疵而已。一个“蜗牛奖”，它不是万能灵丹，所发挥的作用终究是有限的。至于问责，这与“蜗牛奖”也不相冲突。“蜗牛奖”与权力问责，两者并不是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关系。再说“破罐子破摔论”，这也未必太过矫情，把官员想得太过脆弱。何况，“蜗牛奖”还是柔性批评，并不涉及人格羞辱的底线。
于此而言，“蜗牛奖”真该推而广之，不谈末位淘汰，起码鞭策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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