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她的肩上扛着我的命，她把我送进“常青藤”……你好，这是我的李焕英！

本期撰稿/摄影 半岛全媒体记者 高芳

妈妈的爱，

对于你意味着什么？

是清晨为你准备的早餐

是入夜为你披上的衣衫

是你塞得满满当当的行囊

还是从未想过回报的

一生的付出和甘愿

……

又是一年浓情五月天，

本期新闻周刊，

带你认识这几位妈妈↓↓↓

你好，崔百凤

“我腿上有3根钢钉，没有钢钉支撑，我是走不了路的。”平常人听起来都觉得全身过电般的一阵寒颤，他却说得云淡风轻。

王涛今年32岁，从还是11个月的婴儿开始，先后经历了34次大手术。经历生死劫的路上，一次次与死神赛跑，他不是形只影单，是母子连心的共同战斗。他说：“如果没有妈妈，我的生命早就不存在了，谢谢妈妈，从来没有放弃我……”

正像电影《你好，李焕英》，它之所以戳中了我们每个人的软肋，因为它不是导演贾玲一个人的故事，也是你我的故事。母亲崔百凤就像一条河流，滋养儿子王涛的生命焕发出无限光泽。轻唤一声“好妈妈”，是道不完、写不尽的依恋……

31年，34次手术

“你问我怕不怕手术？我不怕！你问我疼不疼？疼！”问及这些年的经历，王涛很不情愿再回想，他甚至记错了手术的次数。如果过往的日子可以化身成废纸篓，他想把这些钻心蚀骨的记忆统统粉碎成渣儿，一股脑丢进去，扫地出门永不相见。

　　王涛与妈妈崔百凤。

他是一个不幸的孩子，病魔无情，刚刚一岁半，就被脸上的肿瘤“判了死刑”。但他又是一个幸运的孩子，因为他拥有一位好妈妈。

王涛刚9个月大时，一天邻居抱着他玩，不小心磕在了窗户上，把面部的“三角区”磕肿了。邻居好心抱孩子玩，伤又不重，当时一家人都没太在意。谁能想到，小王涛脸上的肿一直不消，还不停地发烧。两个月后，红肿部位已经高高隆起，甚至挡住了小王涛的鼻子。

妈妈崔百凤带着王涛接连去了好几家医院，最后在当时的青医附院做了手术。祸不单行，半年之后病情复发，医生诊断为牙骨骨纤维瘤，已经没法医治，即便是再做手术，也会不断地“切了长，长了切”。

那之后4年多的时间里，20多岁的崔百凤抱着儿子四处求医，济南、上海、北京、天津都跑遍了。王涛6岁那年，脸部的肿瘤越长越大，压得头都抬不起来。

当时一家人住在市北区吴家村，吴家村办事处的赵主任听说这个情况，很热心地帮忙联系了北京309医院。“临去北京之前，赵主任还发动邻居们给孩子捐款。”就这样，崔百凤母子俩带着邻居们捐助的3000多元钱，踏上了赴京求医路。

　　王涛11个月大时，做完了第一次手术。

小小年纪的王涛再次被推上手术台，下颌骨切除、鼻骨切除……12个小时过后，脸上的肿瘤被切了下来，重量竟高达六斤二两，而当时他的体重仅有30斤。

巨大的肿瘤吸收了王涛体内太多的营养。因为骨骼钙质流失，王涛经常性地把腿摔断，“有时候两条腿都断了，足有十八九次”，崔百凤对儿子受过的苦记忆深刻。

7岁下楼梯的时候王涛腿折断了，经医院确诊为脆骨症，所以后来，每次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王涛名字的前面都被冠上了一个“瓷娃娃”的称呼。

因为不能走路，王涛被困在了床上，出门就靠妈妈崔百凤用轮椅推着，15年里，光轮椅就推坏了3个。

　　一次手术后，母子相视而笑。

2011年，王涛又接受了一次腿部手术，那之后经过4年的恢复，终于可以蹒蹒跚珊地走路了，但是他的骨头仍然没有愈合。就这样又熬了7年，王涛在母亲陪护下，到天津武青医院接受了腿部矫形术，两条腿上打了3根钢钉，“现在走路虽然不稳当，但是也能走了，已经好多了”。

31年，34次手术，王涛感恩妈妈这么多年没有放弃他，“没有妈妈，我的生命早就不存在了”。

“自己的孩子不是应该的吗？”崔百凤几次打断儿子的话，在她心里，从来没有过“放弃”这念头。对于儿子的现状，崔百凤感到很满足，“都扛过来了，孩子命大！”

一袋木头，一个后背

饱受病痛折磨的王涛不善言辞，但对妈妈崔百凤的巨大付出，都一件件烙刻在心底。

为了挣钱给自己治病，妈妈一个人要打好几份工。早上5点就出门，到早餐店打工；下午去干家政，晚上12点才能回到家。时隔二十几年，王涛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个冬天——

鹅毛大雪漫天飞舞，许是刚做完手术身体虚弱的原因，他总是止不住地发抖。屋里没有一丁点火星的炉子显得格外冰冷，多看它一眼都要打个冷战。

“妈妈，我冷，我冷……”年幼的王涛还读不懂妈妈脸上的愁容，只是一个劲儿地哭闹。

崔百凤出门了，过了许久才回来。像雪人一样，头发、衣服上都落满厚厚的雪，手指冻得通红。她从背上放下一个麻袋，打开袋子，里面散落出来的全是废木头、枯树枝……

“马上就暖和了，妈妈给你生炉子。”崔百凤一边说着一边从麻袋里掏出木头，木头上满是细刺，被冰雪一冻，像一把把锋利的锯子，刺刺拉拉地划过她红肿的手指。划痕稍深，血一下子就鼓出来了，崔百凤只是皱皱眉头，并不作声。不一会儿，炉子里火苗蹿起，木头噼噼啪啪作响，屋里慢慢暖和了。看着妈妈进进出出，王涛一度感觉她像超人，无所不能。

　　王涛在北京做完手术后逛动物园。

事实上，崔百凤的肩膀是瘦弱的。那些年，家里的钱都支付了儿子的手术费。1996年前后是最艰难的时候，10块钱3斤的五花肉他们都吃不起。

“顿顿吃的都是馒头咸菜，一包方便面对我们来说都是奢侈品。”有一次，王涛刚做完手术，同病房的一位阿姨给了他们一个鸡蛋。因为脸部手术切除了牙床，王涛不能咀嚼，妈妈也不舍得吃一口，全都一点点嚼碎喂给了王涛。“我还记得那个鸡蛋的味道，特别香。”

“还有一次我出院了，妈妈背着我从海慈医院往家走，两只手还要拎着脸盆、被子。妈妈背着我，足足走了1个多小时才回到家。”母子的身影被夕阳拉长，在车水马龙中一点点挪动，从傍晚走到天黑，天上的星星开始亮了，周围的建筑在身后慢慢暗下来。

“我把脸贴在她背上，外面的世界好像没有了声音，只能听到她怦怦的心跳和她大口喘气的呼吸。走一段路就要使劲把滑落的我往肩膀上扛一下。我看到妈妈已经有了好些白发，那时她才30岁的年纪，突然觉得很心酸。”

那一刻，王涛意识到，妈妈不是超人，她只是努力扛起他小小身体的母亲。

从“感恩本”到备忘录

骨折、住院、出院、骨折……王涛30多年的求医路花光了这个家的全部积蓄，吴家村的那套房子，也卖了给他治病。一家人在租来的房中度日，搬家成了家常便饭。

“经常一到房东涨房租了就要搬家。”最远一次搬到了李沧区，妈妈崔百凤却没有埋怨，还乐呵呵地开玩笑说，“我们离市中心越来越远了，再远就要回到我莱阳老家了。”

每次搬家收拾东西，崔百凤都不忘带上一个记事本。翻开这个记事本，纸张泛黄，边角卷曲，但本子上的字迹工整，一串串人名排列有序：1996年，吴家村办事处段阿姨每月20元……2011年好心大姐5000元……

“妈妈常说，这都是帮助我们的好心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生命，将来有机会要回报社会。”

　　崔百凤照顾独居老人赵阿姨。

这个珍藏的“感恩本”上，记录着一段段好心人陪伴他们共度难关的感人故事：

社区为外地户口的崔百凤办了农转非户口，申请了低保，让这个家庭有了一些生活保障；

1996年母子俩去往北京求医的列车上，素不相识的乘客和乘务人员自发为他们捐款1000多元；

上世纪90年代末，吴家村办事处一位姓段的工作人员每个月发了工资，都要给王涛家送去20元钱，还有一名工作人员定期给王涛送去成罐的骨髓粉；

王涛总是骨折不能上学，青岛理工大学一名叫梁爽的大学生每个周末到家里教王涛识字……

2011年王涛做了手术，《半岛都市报》为他们刊发了求援报道，四面八方的好心人循着报道挤满了病房。有人送来钱，有人送来营养品，那段时间，王涛陆陆续续收到捐款足有2万多元。妈妈崔百凤时常念叨这些好心人的名字，把他们的联系方式记在本子上，每当过年的时候，总会给他们打电话发短信，拜年表示感谢。

“妈妈总说我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幸运的，残疾人的社会福利好，给我分了廉租房，我们不用再奔波着搬家了，每个月有1000多元的残疾人低保，可以保障我基本的生活用度。”在整个社会和众多好心人的帮扶下，王涛一家人的生活总算有了点起色。

但是妈妈崔百凤却更忙了，她申请当了小区的楼长。

　　为老人按摩后背。

廉租房公寓里住的大多数都是残疾人，附近老小区的住户则是老人居多。崔百凤就天天上门给行动不便的邻居们送饭、理发。手机的备忘录里，崔百凤把“送饭”和“理发”等分门别类，每个项目下都是一串串的人名：“送饭”李阿姨，电话……，送饭时间周一晚上6点……

　　崔百凤手机备忘录里，记满了需要送饭的独居老人联系方式。

“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呢。”已经54岁的崔百凤每天7点多出门，经常晚上十一二点回家。“妈妈，你比总理都忙呢。”儿子王涛打趣道。

崔百凤帮助的这些老人，很多是当年帮助过他们一家的老街坊。“当年人家帮助了我们，我们不能忘了人家。我也没多大能力，送送饭，理理发，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这是崔百凤经常对王涛唠叨的话。

　　崔百凤定期要免费上门帮这些老人理发。

在崔百凤的物品中，有一串钥匙她总是随身携带，这是几位独居老人家的钥匙。老人们把崔百凤当闺女一样看待，小到办医保报销跑腿，想吃点啥喝点啥，大到在家摔倒了，应急电话都是第一个打给崔百凤。这些老街坊中流传着一句话：“有困难找小崔。”

　　崔百凤随身携带十几位独居老人家的钥匙，有应急情况可以随时帮助老人。

在崔百凤照顾的老人中，有一位今年已90多岁的马奶奶。马奶奶曾是这片小区的街道办领导，1996年母子俩去北京做手术前夕，是马奶奶和当时的街道办主任一起号召整个社区给他们捐款，凑了3000多元钱。

　　崔百凤为马奶奶理发。

“孩子小的时候，我为了赚医药费要打好几份工，经常把孩子送到马奶奶家，让她帮忙照看孩子。马奶奶的丈夫也是街道办主任，我还记得每次我去他家接孩子，老主任都递给我一杯热乎乎的茶，安慰我说‘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前几年老主任去世了，马奶奶又摔断了腿，躺在床上不能出门，“我就个隔三差五到她家送点吃的，阿姨最喜欢吃我包的饺子了。”

　　在社区公益活动中，崔百凤为老人免费理发。

2020年大年三十，崔百凤在小区里跑了整整一天，给30多位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理发。等她回到家已经晚上11点多了，“来，儿子，妈妈给你理理发，新年咱从头开始。”王涛坐在妈妈身前，电动剃刀嗡嗡作响，母亲的手轻轻掠过他的头发，也拂过荏苒时光。

电视里的新年钟声响起，墙上的钟表指针滴答走动，在与死神赛跑的日子里，是这对母子对于生活饱含坚韧与希望的相守，缄默前行。

妈妈有个小心愿

2016年，热心照顾邻居的崔百凤被评为“山东好人”，并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入党那天，妈妈张罗了一桌子菜，全家人好好庆祝了一番，比过年还热闹，我从来没有见过妈妈这么高兴。”在王涛印象中，上一次见妈妈这么高兴，是有亲戚送了她一件崭新的外套，从没买过一件新衣服的妈妈对着镜子美美地笑了一天，“现在看来，她穿新衣服那天的高兴劲，比起入党来差远了。”

对这件事，崔百凤的解释真诚又朴实：都是这个社会好，都是身边的这些党员，带头帮助他们，他们才能走到今天。共产党员在她心里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榜样力量。她也想像那些党员那样，用自己力所能及的能量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妈妈的“干劲”也时刻影响着王涛，“前几年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患脑瘤的小女孩，看不起病，我非常感同身受，用平常打字挣的钱给她捐了300元。”去年，王涛还主动找到青岛春雨残疾人就业中心，用自己会操作电脑的一技之长，义务为中心运营公众号，“我的生命是好心人帮我延续的，在床上躺了十年，我现在能够走路了，我不想再躺在家里浪费生命，我也想走出去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

　　崔百凤鼓励王涛学习电脑，掌握一技之长。

由于腿里有钢钉，王涛每天上下班走超过几百米的路，就虚弱得喘不上气来，但是比起这些病痛的折磨，他最怕的是自己没有作为。

“我现在正在努力找一份可以赚钱的工作。”王涛有个小目标，就是想攒点钱，“妈妈现在是一名共产党员了，她特别想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我想帮她完成这个小心愿。”

迎着初生的晨曦，鲜艳的国旗冉冉升起，抚蓝天挽白云，这样的画面是崔百凤母子俩一直憧憬要去亲历的场景。

“虽然在50多岁入党，但是我还是一名‘年轻’的党员，还需要多向老党员学习。”崔百凤情绪激动起来，声音带着颤音，“每次背诵入党誓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恩难忘啊……”此时，泪水已从她的眼眶里滚落，“社会上帮我们的人太多，没有这个好社会，没有这些好心人帮助我们，就没有我这个家的今天，没有孩子的今天，也没有我的今天，这个社会值得我去回报。”

闺蜜妈妈

18岁独自一人去常青藤名校康奈尔大学读书，毕业后进入美国管理咨询界著名的德勤总部工作，2020年又考上了世界顶尖的沃顿商学院研究生——27岁的陈彧，是地地道道的“学霸”，是亲戚邻居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可是在她眼中，妈妈谷永青才是那个总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人。

“90后”的女儿这样形容“60后”的妈妈：“她是一直和我同速奔跑的闺蜜。”

　　陈彧和妈妈谷永青。

“学童”今年57岁

“妈妈，我昨天晚上赶论文，今天早上8点才睡下，一会儿给你上完网课我就要去补觉了。”

下午3点钟，远在上海的陈彧刚刚起床，要给身在青岛的妈妈上英语“网课”。妈妈谷永青最近在学新概念英语，网课的内容主要是为了纠正她的英语发音。

“好的，陈老师，你注意身体，自己要掌握好休息时间。”在母女的网课时间里，谷永青是非常融入角色的“小学生”，把女儿称为“陈老师”。

　　女儿陈彧通过视频给谷永青上英语课。

“Thank You发音不对，要把舌头放在牙齿外面。”在谷永青看来，女儿陈彧是个非常严厉的小老师。“每次上课她都开着计时器，准时45分钟下课。她说留学的时候，老师都是这样做的，是为了让课堂效率更加高效。”谷永青非常配合地遵守着女儿的课堂管理，心里却在暗暗发笑，“把小时候我对她的严格要求都还回来了。”

今年27岁的陈彧是出了名的“学霸”，大学读的是常青藤名校康奈尔大学，毕业后在美国管理咨询界著名的德勤总部工作。2020年，陈彧又考上了世界顶尖的沃顿商学院，目前正在读研究生。可即便如此，陈彧还是觉得，妈妈才是真正值得佩服的人。

　　谷永青和英语老师。

谷永青57岁报名去学新概念英语，像她这个年纪的人，英语基础是比较差的，“妈妈经常说，他们那个年代上了初中才开始接触英文字母，英语是‘体育老师教的’。”

“每周五晚上妈妈都会背着书包，坐公交去上英语课，同班的学生都是十几岁的初中生，但妈妈一点也没有感到难为情，坐在同学们中间，和其他人一样举手请求回答问题。晚上8点半下课，大冬天妈妈会站在寒风里等公交，回家都要9点多钟了，她还要完成课堂作业，预习第二天的课程，常常要到晚上11点多才能睡觉。”

　　谷永青在课堂上回答问题。

曾经在康奈尔大学留学的陈彧，亲身经历过灯火通明的图书馆熬战，但她也惊讶于母亲的钻研劲儿，“有一次妈妈回家，举着自己的卷子兴奋地大喊：我得了满分！那神情既搞笑又让人佩服。”

　　谷永青的英文书写满注释。

陈彧眼里的妈妈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这让她觉得，自己的倔强也大多来源于此。平时生活中，妈妈时不时会做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回家路上等公交车还不忘背单词。

谷永青曾经和女儿一起出版过一本书：《从卡内基到常青藤——好性格让孩子受用终生》，讲述母女俩共同成长的故事。“那时妈妈跟我说要出一本书，要我也写文章，我其实有些不以为然，一个出版社给一个无名小卒出书，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所以我觉得她只是说说而已。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我妈在大事上何止是说说啊。她想去西藏，就组织了一次朋友们的西藏行，回来后还自费出版了一本游记；她想在书法上精进，就真的拜师学艺，系统学习真草隶篆，几年间入展了几个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专业书法展，去年还获得了青岛书法十佳新人奖的荣誉。”

把“妈妈”当职业

“我妈真的是把‘妈妈’作为一个职业来对待。”谷永青为女儿所做的一切，让陈彧对她的“敬业”深有感触，这还缘于自己的一次旅行见闻——

有一次，陈彧在国外的火车上见到了一对德国家长，他们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一落座，妈妈睡觉，爸爸就像变戏法似的不停从包里掏出拼图、扑克、大富翁、乐高积木游戏……起初小男孩在车厢里乱跑乱蹦，但他很快被爸爸的大富翁棋盘所吸引，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玩了起来。后来，妈妈醒了，自觉和爸爸换岗，母子俩还边玩边轻声交流策略。

　　母女合影旧照。

“作为他们的邻座，我敬佩地观察这家人。我在坐火车时，但凡邻座有小孩子，总是诚恳地祈祷——让小孩全程睡觉吧。退一步讲，他手捧iPad大笑我也能忍。最头疼的是家长什么也不做，也拒绝和小孩交谈，于是小孩很无聊，导致后果很严重，周围群众很‘遭殃’。”陈彧回忆，其实小时候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和妈妈一起的时光之所以过得又快又有趣，是因为她“敬业”地和自己相处。比如在飞机上，比起呼呼大睡，妈妈更喜欢教自己读李渔的《笠翁对韵》，也正因如此，多年以后在山顶看到绝美的落日时，自己可以在大家一片“哇！这景色太美了”的欢呼声中，默念一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对于陈彧，妈妈谷永青从来不吝啬口舌，甚至让陈彧觉得她很“话痨”。

“她从不在人前指出我的错误，从来不揭短。她会在回家的路上给我详细分析，不仅指出我哪里没有做好，往往还进行情景分析，比如万一那个阿姨当时是怎么说的，我该怎么办……反正我小时候除了世界八大未解之谜外，最好奇的就是，我妈是怎么记得那么多东西的，是在我转身去玩的时候偷偷写在本子上的吗？”

但妈妈的“敬业”远不止于这些方面。陈彧从小到大的每一个教育课题，妈妈都通过做剪报的形式，帮她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从选校到爱好，诸如哪个学校好？小孩子应该学什么才艺，学几种才艺，等等。

陈彧以前看不懂妈妈的“剪报墙”，现在回忆起来，那是妈妈对自己的满满爱意，“在我留学准备时期，我妈的知识储备达到了巅峰状态。我家关于留学的书籍整整堆满了两个书架，妈妈对世界排名前50名的大学如数家珍，我曾打趣地对她说，万一你哪天失业了，都可以自己开一家留学中介公司了。”

电话里向女儿道歉

“你寒假不回来吧？”

“不回来啊，不是和你商量过了吗？”

“太好了！我前两天刚报了一个书法班，新年期间在温州集训，来的都是大师，我还怕你突然决定回来了呢。”

这是陈彧在国外留学时，母女间的一段对话，“当时我在心里默默吐槽，这是亲妈吗？”有钻研劲、敬业、重视理论，这些并非谷永青留给女儿的全部印象。

“妈妈是一位极富激情的文艺女中年，前一天晚上想起正是油菜花开花的季节，隔天早上就能开车去泰州。中秋佳节兴致上来，她会挥挥洒洒地写下千把字，并且在那个互联网还不发达的年代打印出来，在大家庭内部传阅。”

陈彧眼中，妈妈对自己的用心培养，不是“虎妈”式的寸步不离，也并没有控制孩子的“执念”。妈妈没有因为她离家留学和工作而感到失落，母女之间每天都会打电话。长大之后，陈彧和妈妈的精神交流越来越多，她们早早达成共识：女人一定要拥有完整的自我和爱好，不能把生活的全部重心都放在一件事上。

“妈妈没有那种大家长不可冒犯的态度，如果我指出她的缺点，她也会欣然接受。”去国外读书之后，陈彧和妈妈主要的沟通渠道就是电话。妈妈每次挂电话都非常快，陈彧刚说完再见，电话里立马就会传来嘟嘟的断线声。陈彧跟妈妈提出这样很不礼貌。“没想到妈妈立刻道歉，说急性子习惯了，还谢谢我帮她指出这个问题。后来妈妈真的挂电话慢了，她还告诉我，为了保证留有足够的时间，说完再见，她都要在心里默念1、2、3后再挂电话。”妈妈还戏称女儿帮着纠错的这种行为，在他们那个年纪的人中叫“抹掉后脖颈的灰”。

“我也认识不少身边同学的家长，对他们来说，孩子是绝对、唯一的太阳，而他们是围绕孩子旋转的小行星。但是在我们家，我、爸爸、妈妈三个人都是行星，在银河系秩序表里的地位是平等的。偶尔交叉、偶尔平行，多数时候大家都有条不紊地按照自己的轨道行进。”陈彧说，如果用一句话给妈妈“素描”的话，可以这样形容：“妈妈是我遇到问题时，非常仰仗她人生阅历和意见的朋友，是能一直和我保持同样奔跑速度的闺蜜。”

妈妈不完美

“Many things are lost by not asking questions”，这是一句英国谚语，意思是“许多事情都因不发问而失去”。由爱生嗔，由嗔生怨，没有一个人能规避和母亲的冲突，这比任何一种情感的挫折更让人伤神。

年少时我们觉得，“母亲”是一个标签，被贴上“标签”的这个人就应该做一把伞，为我们挡风遮雨；就应该英勇无畏，替我们承担所有磨难。但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母亲也会老，她也同我们一样，是一个不完美的人。

谢谢你庇护年幼的我

“无数次夜里我会梦见母亲，告诉她我长大了，我可以抱着你，给你挡风遮雨。”自从5年前母亲去世之后，小林一直被这个梦所缠绕，成了她心底难以消除的疼痛。

5年前，告别大学校园的小林刚参加工作，突然有一天接到姑姑打来的电话：“赶紧回家，有急事！”等到小林赶回老家时，妈妈的遗像已经安放在了大厅里，她一下就崩溃瘫倒在地。

“我前一天还和妈妈通电话，她说我一个人在外地，快入秋了，要给我寄几件厚衣服……”

转眼5年过去，如今30岁的小林也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公婆和他们住在一起，帮着小林两口照顾家。“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才知道，妈妈曾经有多么不容易。我和老公、公婆四个人照顾两个孩子都觉得累，妈妈当时都没有个帮忙的。妈妈葬礼那天，很多乡里乡亲议论说，这个媳妇是累坏的。”

夺走小林妈妈生命的罪魁祸首是心肌梗死，人走得匆忙，没来得及跟任何人说声“再见”。

在小林的印象里，妈妈是个“陀螺”。

家里经营着一家设备厂，小林妈妈在家忙生产，爸爸在外忙销售。小林少年时，妈妈管着200人的大厂子，还要照顾小林年迈的爷爷奶奶，给小林姐弟俩洗衣做饭。鲁西南农村没有请保姆一说，爸爸长年在外地跑业务，家里、厂子里的事全是小林妈妈一个人张罗。

但是辛劳的妈妈并没有得到上天太多眷顾。很小的时候，小林就知道爸爸在外面有了另外一个家。

“妈妈没有哭闹，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照顾孩子、公婆和厂子。”小林说，母亲是个很少有情绪的人，不常见她发火和哭闹，“似乎每天干活就是她生活的全部。大学毕业后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自认为是个大人可以评判父母了，还跟妈妈吵了一架，嫌她太纵容爸爸——爸爸不回家她都能忍。电话那头的妈妈沉默了很久，一句话也没说就挂了电话，我们俩还冷战了一个月。”每次回忆起那个场景，小林“都想抽自己嘴巴子”。

小林终于意识到，当时对妈妈说的话有多过分。有一次参加同学聚会，一名男同学聊起他的家事：爸爸是国营厂厂长，后来有了外遇，妈妈就去纪委告了爸爸。纪委来查，查出了一些经济问题，爸爸被判入狱15年。同学的妈妈后来得了癌症，为了治病，同学家连房子都卖了，爸爸前几年刚出狱不久也得癌症去世了。如今留下同学一个人，无亲无靠，生活窘迫，30岁的人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

男同学那天喝得烂醉，坐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妈妈总说她是受害者，其实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如果她但凡为我考虑一丁点儿，我都不会有今天！”

小林突然浑身打了个寒颤，想起自己曾经说过的话，是有多么伤害妈妈，“她只是一个奋力保护孩子们的母亲，我能有现在的幸福生活，全是妈妈为我挡下了风雨。”

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对错，只看结果。

妈妈有她自己的选择

“我想对18岁离家出走的自己说一句：别赌气了，妈妈有她自己的选择。”

大力今年45岁了，17岁那年爸爸生病去世，第二年妈妈改嫁了大力的姑父。在河北那个封闭的小县城里，这成了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大力不能接受妈妈的选择，一赌气，放弃即将踏入的大学校园，离家出走，一个人来到青岛闯荡。

“曾经很长时间我和母亲既不通电话，也没有来往。母亲每次打电话给我，我都很不耐烦地挂断。”面对改变不了的现实，大力选择了逃避。他觉得躲得远远的，就可以淡忘。

45岁的大力至今没有结婚，每次处一个对象，女孩身上偶尔表现出和母亲的相似之处，都让大力立刻敏感起来，顿时冲淡了恋爱的激情。对婚姻，大力看得仿佛并不重要，“我想用自己单身这种方式告诉母亲，一个人也可以生活。”他觉得一个人过得挺自在。

2019年，大力的母亲突然查出罹患肝癌，他回老家的次数这才多了起来。

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原本140多斤的母亲逐渐消瘦到不足80斤，布满皱纹的脸蜡黄无光，没有一丝血色。那一刻，大力觉得自己努力积攒了多年的怨恨，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看着姑父进进出出给母亲端饭、量体温、擦身体，而他却像一个外人站在一旁不知所措，那一刻他才意识到，幸好有姑父陪在母亲身边。

临终前，母亲拉着大力的手说：“妈妈不能陪你一辈子，找个伴，走路也好有个搀扶。”

跪在母亲的遗像前守灵，看吊唁的亲戚朋友进进出出，大力感觉好久没有这样静下心来，和母亲静静地待在一起了。“我突然不再恨她了，一个女人，没有工作，性格这么内向，她再婚的选择范围被限制在一个小县城里。我失去了爸爸，她也失去了丈夫，她无助地想抓住一棵生活的稻草，这也不是什么天大的罪过，我为什么要用我的冷漠惩罚她20多年？”

她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小的时候，我会一个人躲在被子偷偷地哭，觉得妈妈偏心妹妹，妈妈每次对襁褓中的妹妹说话都很和气，对上小学的我，要求却很严格，作业写不好还会拿小棍敲我。”小婷每次和妈妈打电话，提到妹妹时都用“你亲闺女”来指称，“我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时时刻刻提醒她，她深深地伤害了我。”

对母亲态度有所转变，是小婷女儿今年上幼儿园的时候。

女儿想要的东西必须要得到，如果不给她买，她就会去抢别的小朋友的。幼儿园老师找到小婷，委婉地告诉她：你女儿有点儿任性，有点儿霸道。

回到家后，老公知道这事没有批评女儿，而是指出了小婷的不足：“从小她要什么东西，你都给她，你把她惯坏了。”

小婷很不服气：“我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要什么东西，爸妈都说要给妹妹买奶粉，没钱给我买，所以我不想给女儿留遗憾，这样不对吗？”

老公很认真地告诉她，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都不理智，容易把自己的人生投射到孩子身上，你小时候没得到的要让自己的孩子得到，你小时候没做到的事情要让自己的孩子做到，这样不对。

一番话点醒了小婷。从那一刻起，她突然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很理性地去看待妈妈“偏心”这件事。

小婷妈妈是江西人，年幼时，父母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因为政治问题入狱。小婷的妈妈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当时只有6岁，其余的4个哥哥姐姐都已十几岁，分别被寄养在不同的亲戚家里。哥哥姐姐们都已近成年，可以住校，可以打点零工工养活自己，唯独小婷的妈妈年纪尚小，常年寄人篱下，饱尝人情冷暖。

“妈妈曾经说起她小时候跟着一帮大孩子去人家地里偷地瓜吃，被农户发现，其他大孩子跑得快，迅速撤离了。唯独她小，跑得慢，被农户抓住了。农户一个巴掌扇得力气大了，母亲的一只耳朵从此听力几乎为零。”

一段心酸的童年往事，成了妈妈挥之不去的阴影。心理学家认为，有过童年创伤的人在追求心理补偿时容易陷入过犹不及、矫枉过正的误区。或许，这就是导致妈妈并不完美的所在吧。

“妈妈常说，自己小时候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快快长大。她偏护最小的孩子，可能是在妹妹身上投射了自己的影子，她想对最小的孩子好点再好点，就像她童年时期盼一个温暖怀抱的到来，快点再快点，她只是在努力营救那个童年的自己。”

　　（本部分采访对象均为化名）